供弟上学 女教师忍辱两年

　　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周日到城市卖身挣钱

　　2006年初的大年除夕夜，23岁的乡村女教师徐萍红了眼圈看着满桌一家人。父亲徐恩怀看着女儿显老的脸容，对3个儿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来你们日子好过了，一定不能忘记你们的姐姐。”

　　这句话勾起了徐萍4年来的酸楚回忆。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她为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身体的病痛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卖身生涯。

　　家境窘困，她“豁出去了”

　　南方某省一条乡村公路旁的单层红瓦砖板房就是徐萍的家，白色泡沫塑料箱四处垫放在屋梁下。她的父亲徐恩怀说，这是雨天时用来接屋顶漏雨的，家里没有财力修缮日渐老化的屋顶。

　　徐恩怀的大儿子正在上大学，两个儿子读高中，3个儿子学费一年至少2万元。第二个儿子在去年其实已考上大学，但考虑到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大学，所以他选择了再复读一年，等哥哥毕业找到工作后再考。学费重负已使他家在2005年欠上了4000余元新债，而家中尚有1994年欠的旧债。

　　1994年，徐恩怀满怀希望地借了14万元高利贷买了卡车，夫妻俩跑起了贩运香蕉的生意。但三四年间，高额的管理费和3次车祸，彻底击垮了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他本息合计欠了共约20万元。积劳成疾的他还在1997年被切除了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他又拖着病体承包了农场种荔枝和香蕉。

　　尽管日子艰难，但不识一字的母亲仍然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失学，“你们只有读好了书，才能不再过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徐萍流着泪说，爸妈如果不要他们读书，他们本可以过得好许多，也许像不少同村人一样靠勤劳盖起楼房。“在我们这个村里，只要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不会变得更穷的。”

　　2001年，中专毕业的徐萍当上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一年她买了300包榨菜，吃了一个学期，全力省下工资作为3个弟弟的学费。

　　2002年春节前，债主又一次来催债，要让法院来查封他们家的房子。徐萍陷入痛苦中。这时，一个“阿姨”借机怂恿徐萍去做小姐。徐萍说，当时“听不得父母的叹息”，“就瞒着家里人豁出去了”。

　　每一分钱都给弟弟交学费

　　徐萍回忆往事的时候语调冷静。她卖身的第一次是和一个不到40岁的男人，事后她得到了300元。

　　这样的日子被她形容为“周六到周日是魔鬼，周一到周五是天使”。她把攒起来的每一分钱都交给弟弟们交学费。她经常一天就是五角钱的豆腐加五角钱的豆芽，米是家里带来的，一天就消费一元钱。她那时“心很苦，被人鄙视轻蔑，但坚信‘冷的是苦难，暖的是人性’”。

　　“当和学生们在一起，我就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徐萍说，她在家访时发现一对10多岁的姐弟，每餐晚饭吃的都是酱油炒饭，因为父母都打工去了，“我很心酸，就给了他们10元钱，叫他们买些榨菜鸡蛋的”。另有一个学生整天光着脚来上课，她在到城市接客的一个周末，为这个孩子买了双鞋。

　　工资缓发，她的压力更大了

　　2003年底，她参加了公办教师招考，以全市名列前茅的成绩从一名代课教师转成了公办老师。

　　2004年5月，徐萍以公办教师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另一乡村小学教英语。

　　2005年9月份，她发现700元/月的工资不再被下发，上级部门答复的原因是她刚好属于要被重新调整教师编制的范围，要等调整后再说工资事宜。她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弟弟们的学费怎么办”，“觉得压力太大了”。

　　此后几个月仍没发工资，她一边向学校借钱一边坚持教课。回家时发现母亲已患上妇科病血崩，血流了一个月，却舍不得花几百元去挂吊针。没有了工资的她“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血不断向外流，身体不断地干瘪下去”，在一次给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她终于无法自控地趴在讲台上抽泣起来

　　贫困依然，谁来帮助她？

　　12月份她的工资依然没有发下来。相反，镇政府要求每位老师去村民家说服每人交5元农村医疗合作保险，每个老师说服50个，完不成的自己拿250元填上。大约有一个星期，在每天放学后，徐萍和其他老师到村里去做“思想工作”。不少贫困的村民不愿交这笔钱，完不成任务，2006年1月15日，老师们为此自己掏腰包交了2100元。

　　闻知记者到访的市宣传干部承诺，因调整编制被拖欠的教师工资将以最快速度发下去。果然，这起3个月没有解决的“调整编制问题”在3天内就解决了，徐萍等46位被拖欠工资的老师得到了工资。

　　徐萍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正在家里，当时她就哭了。她的大弟弟拉着她的手，眼圈也有些红。但他无法想象两个读高三的弟弟如果今年也考上大学，学费怎么办。（此文隐去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及其家人的真实姓名）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