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张中行因病辞世(附图)

张中行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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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晚报记者 蒋玮)今日凌晨两点左右，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扬子晚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张中行的大女儿张静，刚从医院回到家里的张静告诉记者，父亲张中行因为心脏和肺部问题，去年9月便住进解放军305医院治疗，昨日凌晨老人因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抢救无效辞世，“我父亲走得很安详，到他这个年龄早已把生死问题看得很淡。直到去世他的神志都很清醒，但他却什么话也没给子女们留下，他说自己要说的话要叮嘱的事都已经全部写在

书里了。”据悉，张中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3月2日上午十点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布衣学者安守“都市柴门”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与杨沫半世无以言说的纠葛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得知杨沫与在香河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可隔阂早已在张、杨二人心中形成无法弥补。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的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怀张中行翁

　　东京大学教授 靳飞

　　张中行先生去世了。友人们都知道在行翁晚年，我与他曾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所以现在就希望我来谈谈这位刚刚离去的文化老人。从我本意来说，却是不想多说的；为此，几年前我还预作了副挽联，且于行翁病榻前念给他听过。联曰：“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个中的意思亦不必去细解了，因为老人是能知道我这番心意的。可是，《扬子晚报》文化部朋友鞠健夫兄一定要我写一些话。以我与“扬子”的交情，又是不能不遵命的。这也是“顺生”吗？

　　文坛老旋风

　　张中行先生成名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虽然此前文化界就在传说，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位老编辑，学问好生得了，又云即是《青春之歌》余永泽原型，更添几分传奇。但是，大家真正开始熟悉他，还是在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问世以后，继之是《禅外说禅》、《顺生论》、《负暄三话》、《流年碎影》。我与他相识是在《负暄续话》印出时，还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可能是第一篇关于行翁的专访，题目是，《没写〈围城〉的钱钟书》。我要说的是，张中行翁因为没有写作像《围城》那样可以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所以没有钱先生的知名度。行翁不赞成我的这一说法，他说，“人家钱先生多大学问！怎麽能和钱先生比呢！”我说，“不比就不比吧，待我另拟个徽号。”新的徽号即是“文坛老旋风”，现在不少人还记得这几个字。

　　策划行为艺术

　　我们曾在闲谈时一起策划过类近行为艺术的游戏。说，选某风和日丽之日，组织钱钟书、季羡林、、启功、周汝昌和他等数位“老朽”，每人携著作数册，于北大未名湖畔摆摊，签名售书；可携老妻照顾，不许秘书帮衬，严禁媒体宣传，售书款用于事后聚餐。我们想得极细致，谈得极热闹，他还作情景描述：“要是有年轻学生肯过来翻翻，抬头一看，面前的老头子就是钱先生、季先生，那还说得出话来吗！”他笑得直用手擦眼泪。

　　随手要赠宣德炉

　　他精于文物鉴定，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所谓“长物”。后来名气大了，大家都找他来评判旧物真伪；他是来者不拒而眼高过顶。旧物虽真，亦未必能入他的眼，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收藏是精而又精。北京人艺演出《北京大爷》时，主演韩善续对我说，“这戏的戏核是祖传的宣德炉，张老爷子不是有一个吗？能不能借我们在戏里用用？”我把这话转告了行翁，行翁想都不想便说，“你抱去吧。用完就留你那里。”我急了，误以为他是怀疑我找个借口来要他的炉。行翁看我恼怒反而笑了，“我这岁数是该散的时候了。既然你们要用，这件就给了你，那怕什麽呢？”他平日买块烤白薯就当一顿饭，却能随手把价值至少数十万的东西送人，这样的人以后还会再有吗？我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宣德炉，但我已经着实领受了他的馈赠。

　　人何以堪

　　老鬼写他妈妈杨沫时，又带出了行翁的事。老鬼怎样说，我管不着。我只知道行翁一直是对杨沫有着深情的。我总在说杨沫的不好，老先生则不断为杨辩解，最多只是说，“杨沫胡涂。”待到杨沫写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行翁真的动了火气，对杨沫的看法全变了。杨沫去世，吴祖光先生打电话到日本，要我劝老先生参加杨的丧事。我对行翁说，“看最后一面吧。”他在电话里平静地说，“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个态度与他以前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来怀念杨沫，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