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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张中行因病辞世(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4日20:19 扬子晚报
国学大师张中行因病辞世(附图)

张中行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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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晚报记者 蒋玮)今日凌晨两点左右,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扬子晚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张中行的大女儿张静,刚从医院回到家里的张静告诉记者,父亲张中行因为心脏和肺部问题,去年9月便住进解放军305医院治疗,昨日凌晨老人因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抢救无效辞世,“我父亲走得很安详,到他这个年龄早已把生死问题看得很淡。直到去世他的神志都很清醒,但他却什么话也没给子女们留下,他说自己要说的话要叮嘱的事都已经全部写在
书里了。”据悉,张中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3月2日上午十点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布衣学者安守“都市柴门”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与杨沫半世无以言说的纠葛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得知杨沫与在香河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可隔阂早已在张、杨二人心中形成无法弥补。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的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怀张中行翁

  东京大学教授 靳飞

  张中行先生去世了。友人们都知道在行翁晚年,我与他曾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所以现在就希望我来谈谈这位刚刚离去的文化老人。从我本意来说,却是不想多说的;为此,几年前我还预作了副挽联,且于行翁病榻前念给他听过。联曰:“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个中的意思亦不必去细解了,因为老人是能知道我这番心意的。可是,《扬子晚报》文化部朋友鞠健夫兄一定要我写一些话。以我与“扬子”的交情,又是不能不遵命的。这也是“顺生”吗?

  文坛老旋风

  张中行先生成名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虽然此前文化界就在传说,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位老编辑,学问好生得了,又云即是《青春之歌》余永泽原型,更添几分传奇。但是,大家真正开始熟悉他,还是在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问世以后,继之是《禅外说禅》、《顺生论》、《负暄三话》、《流年碎影》。我与他相识是在《负暄续话》印出时,还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可能是第一篇关于行翁的专访,题目是,《没写〈围城〉的钱钟书》。我要说的是,张中行翁因为没有写作像《围城》那样可以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所以没有钱先生的知名度。行翁不赞成我的这一说法,他说,“人家钱先生多大学问!怎麽能和钱先生比呢!”我说,“不比就不比吧,待我另拟个徽号。”新的徽号即是“文坛老旋风”,现在不少人还记得这几个字。

  策划行为艺术

  我们曾在闲谈时一起策划过类近行为艺术的游戏。说,选某风和日丽之日,组织钱钟书、季羡林、、启功、周汝昌和他等数位“老朽”,每人携著作数册,于北大未名湖畔摆摊,签名售书;可携老妻照顾,不许秘书帮衬,严禁媒体宣传,售书款用于事后聚餐。我们想得极细致,谈得极热闹,他还作情景描述:“要是有年轻学生肯过来翻翻,抬头一看,面前的老头子就是钱先生、季先生,那还说得出话来吗!”他笑得直用手擦眼泪。

  随手要赠宣德炉

  他精于文物鉴定,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所谓“长物”。后来名气大了,大家都找他来评判旧物真伪;他是来者不拒而眼高过顶。旧物虽真,亦未必能入他的眼,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收藏是精而又精。北京人艺演出《北京大爷》时,主演韩善续对我说,“这戏的戏核是祖传的宣德炉,张老爷子不是有一个吗?能不能借我们在戏里用用?”我把这话转告了行翁,行翁想都不想便说,“你抱去吧。用完就留你那里。”我急了,误以为他是怀疑我找个借口来要他的炉。行翁看我恼怒反而笑了,“我这岁数是该散的时候了。既然你们要用,这件就给了你,那怕什麽呢?”他平日买块烤白薯就当一顿饭,却能随手把价值至少数十万的东西送人,这样的人以后还会再有吗?我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宣德炉,但我已经着实领受了他的馈赠。

  人何以堪

  老鬼写他妈妈杨沫时,又带出了行翁的事。老鬼怎样说,我管不着。我只知道行翁一直是对杨沫有着深情的。我总在说杨沫的不好,老先生则不断为杨辩解,最多只是说,“杨沫胡涂。”待到杨沫写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行翁真的动了火气,对杨沫的看法全变了。杨沫去世,吴祖光先生打电话到日本,要我劝老先生参加杨的丧事。我对行翁说,“看最后一面吧。”他在电话里平静地说,“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个态度与他以前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来怀念杨沫,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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