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职业群体”都市夹缝求生

　　所谓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展，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地被挤压。基于此，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中城市里，以无证生产、违规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灰色职业群体”正迅速扩大，他们大多从事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或突破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职业。有数据显示，在上海有接近70万从业人群是脱离政府管理范围的；在广州这个数字保守估计也有60万左右。他们对城市管理的“高门槛”政策以及行业管理的“一刀切”现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徘徊在城市

弱势群体和犯罪群体的中间地带，常常处在比较隐蔽的环境中，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城市社会风险群体。近日，记者对这一特殊群体展开了调查。

　　“有胆量”的人

　　黑车司机：盼望有一天正大光明上路

　　相信“胆大撑死，胆小饿死”的命运，面对城市政府“红头文件”的“政策门槛”和国家法律的严惩重罚，铤而走险开起了黑车。他们每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黑车司机张师傅来北京已经5年多了，家里两个儿子，大儿子马上要考高中，小儿子正在上小学，全家的花销就靠他一个人。“我一没本钱，二没技术，就会开个车。我也想开正规出租车，可北京的出租车经营准入门槛那么高，交管局又对准入数量做了人为控制，进不去啊。孩子要上学，全家人要吃饭，不开黑车，我还能干点什么？”张师傅满脸无奈地说。

　　目前，北京市包括黑出租车、黑小公共汽车、黑长途车、黑三轮、摩的等各类黑车至少约有8万辆，尽管城管执法部门采取重拳出击、疏堵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理，但黑车数量仍然一路飙升。

　　据了解，北京的出租车公司还处于垄断经营状态，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所有制、技术、资历、身份等都有严格的管控。且自从1996年开始，北京出租车开始实行总量控制，不再审批新的企业和个体户，从那时起，北京的出租车一直是6万多辆。不断有出租车司机向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提出经营出租汽车的申请，而北京市运管局均以“本市出租汽车实行总量控制”为由不予批准。

　　“虽然现在开的是黑车，但与正规的出租车司机相比，我赚的可能还要多一些，也不用那么累，想休息就能休息。”说话间，张师傅的眼神中竟流露出几许得意。据了解，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每月要上交公司的“份钱”在4000元~5000元之间，大多数司机8小时内只能赚足“份钱”，要想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延长劳动时间至13或1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使足了劲儿干，每月能挣3000元左右，而多数黑车司机的月收入则在4000元以上。谈到今后的打算，张师傅深感忧虑：“同样是开黑车，现在可比前两年差多了，原来我刚开始跑车的时候，每月能挣5000元左右，但现在这片的（黑）车越来越多，而且还有小面包、小摩的，钱明显不如以前那么好挣了。如果还能开下去的话，希望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上路。”

　　【解读】

　　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总干事赵建平说，城市政府一方面用“红头文件”的政策门槛来制造“灰色职业群体”，另一方面又用“红头文件”来取缔它，结果陷入了管理混乱。面对大量非法经营户，政府往往缺少治理手段，常常罚款了之。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合法经营大门之外，使得大批低端人群开始肆无忌惮地做起了非法买卖，逐渐形成了产业规模。这些人常常是城市“地下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如摩的、黑出租司机，黑心棉、三无产品制造商，黑豆腐、黑腊肠的生产者等，大多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或活动在老城区。其中既有城市贫困人群，也有下岗工人、农民工，还有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而且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学生正在成为新的来源。

　　“有耐力”的人

　　职业排队人：连取钱都能碰上票贩子

　　对“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体会颇深，以在医院、车站周围倒号、倒票为“职业”。在一些大城市，交通拥挤、人流量大，许多事情都需要花时间排队等候，这就为一批人提供了“工作”的空间。他们活跃在车管所违章受理处、楼市开盘放号现场、商业促销活动以及医院专家门诊挂号等地方。

　　记者曾亲眼目睹，一名中年男子在银行取号机里拿走几张排队票后，并没办理任何业务就走了。不一会，一名女士急匆匆地跑来，挤到办理窗口，递过一张排队票：“对不起，我是65号，刚刚有事出去了一下。”而当前办理窗口上方显示的是70号。显然，这名女士手中的排队等候票是从那个男子手中购买的。“连取钱都遇上票贩子！这些人真是无孔不入啊。”

　　职业排队人在为一些个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而“医托”、“号贩子”、“票贩子”则是“职业排队人”中最为典型的一群，他们就像现代都市身上的一块“牛皮癣”，有碍观瞻又难以根治。

　　【解读】

　　有社会学者认为，“灰色职业群体”最具不确定性，既不像普通弱势群体那样得到体制内的救助，也不像犯罪群体那样具有攻击性，属于“谋生型”。但他们文化技能低，难以正常就业或创业，大多依靠非法、违规手段谋生，由于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没有正规产业根基，守法意识较差，很难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多活动在社会管理的边缘地带，容易转化为犯罪群体。

　　“有眼光”的人

　　拾荒大军：有人违法违规收购赃物

　　看准了废品回收行业不设“门槛”的市场空白，面对社会和市民的非议，他们选择沉默。每天起早贪黑，四处奔波，忙碌在城市人掩鼻而过的城市垃圾之中。

　　伴随着国有废品回收业的萎缩低迷，城市里的“拾荒者”大军却不断壮大起来。赵师傅来自河南农村，“刚来北京时，多次被城管人员把三轮车没收，我也想去办执照，可打听了好几年，根本办不了。”而东豫盛再生物资回收市场的王总告诉记者，有时为了让东西到手，有些人夸大其词，哄骗卖主，压低旧货价格，把东西轻而易举占为己有；有的人甚至违法违规收购一些赃物。但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该归哪个部门直接领导，好像谁都能管得着我们，谁又都管不着。

　　【解读】

　　上海社科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上海有近70万的从业人群是脱离政府管理范围的，他们大多从事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或突破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职业，成为城市人群的“灰色地带”，南京市也有近40万相似的人群。一些社会学者认为，城市管理政策的“高门槛”是催生“灰色职业群体”壮大的主要原因。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说，能进入创业门槛的往往都是有资产的群体，而很多跨不过门槛的人，想在城市里合法经营也很难，便容易走向政策、法规的边缘。

　　“有手段”的人

　　酒水掮客：酒水进酒店酒吧价格陡升

　　凭借“空手套白狼”的绝技，频频往来于各种交际场所，牵线搭桥、坐收渔利。

　　近年来，一些酒店采用“酒水招标”的形式采购酒水，也就是将所有酒水的供货权通过竞价招标的形式包给外界的竞标人，再由竞标者将白酒、红酒、啤酒、饮料分类后组织货源，向相应的供货商待价而沽，因而衍生出“酒水掮客”这一新的职业。

　　“酒水掮客”与酒店或者酒吧、酒水供货商形成了一条利益链。酒店或酒吧提供场所，只需坐收渔利，经营风险都转嫁给“酒水掮客”和供货商。“酒水掮客”利用承包的资源，垄断经营赚钱。而供货商也想借此保证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有了“酒水掮客”的参与，大多数的酒业经销商销售成本也跟着“水涨船高”。酒水进入酒店或者酒吧后，价格陡升，一瓶市场上只卖五六十元的白酒，到了酒店或者酒吧里，身价就会翻番。这其中的各个环节的高额费用，也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酒水掮客”给酒水供货商带来了风险。如果“酒水掮客”一方违约，另一方权益则无法得到保障。

　　【解读】

　　随着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一些依附于行业的新“灰色职业群体”应运而生。这些人在服务特定人群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引发新矛盾。此外，一些城市管理的不当也成为引发城市矛盾、利益冲突的间接诱因。如一些城市推广放心早餐工程，由于一系列“硬杠杠”，那些靠街头卖早点为生的下岗工人就可能面临重新下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甘心退出的经营户另寻门路、加入到“灰色职业群体”中，成为新的非法经营者。

　　“有门路”的人

　　医药代表：从药厂到患者药价翻几十倍

　　动用同乡或朋友的社会关系圈子，能使一种出厂仅几元的药品，卖到患者手中价格却增加了几十倍，这种情况大都是被称之为药品价格“灰色操盘手”的医药代表们暗中操作的结果。

　　据一名医药代表介绍，一种新药生产出来后，医药代表首先通过自己建立的关系，向医院相关科室负责人推荐，在取得信任和许可后，科室负责人将清单交给药剂室，药剂室负责人再把它提交给药审委员会决定。医药代表在公关过程中要让药品成功地进入医院的药房，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公关费用，而这公关费用就是回扣和提成，按医院级别分类，进入三甲、三乙的费用就要比二甲、二乙要高。

　　【解读】

　　医药代表的工作类似一种专业的学术推广，他们具备医药常识，懂政策法律、会交际，和医院以及医生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医药代表的存在，是这个行业市场化的结果。但因为这个市场缺乏监管，加上医药代表素质参差不齐，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手段粉墨登场，有的甚至采取贿赂手段打通关节，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造成药价虚高，导致医药代表声誉日渐下滑。据《市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