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小偷村：笑贫不笑偷

　　孩子往往成为小偷作案的掩护

　　横埠镇至今仍“盛产”假僧尼

　　他们南下北上，纵横“征战”。传统的道德感因为人数众多的群体背叛被搁置一旁。他们赋予自己的行为以全新的称谓，价值判断有了畸形的诠释和解读。羞耻心荡然无存，“成就感”莫名潜生。

　　记者深入皖北枞阳“小偷村”调查时，那种群体道德越轨后的彼此认同令人震惊。也有人将责任归结于警力不足或管理缺失，但这种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滋生的极个别丑恶现象，其真实成因究竟是什么呢？

　　皖北“小偷村”内幕

　　有人编了一个段子形容城里的“贼患”，说是从大街上随便拉来一拨人，不是被贼光顾过的，就是被贼惦记过的，要么也是目睹过贼伸手的，反正都与贼人打过交道。

　　还有人改了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带走你所有的钱财。这是用来形容那些行走于高档写字楼、行政办公室间的“拎包族”的。

　　专业“拎包族”据说已家族化，每年元宵之后，一家老小七八口人“总动员”，包一辆车全体上阵，从枞阳直驱江浙一带经济较发达城市。

　　有人这样描述：“他们自南而北一路征战温州、杭州，然后直切上海、苏州，再转战无锡、张家港、南京，等到再折回枞阳时，几乎个个都是收获丰盈。”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明清两代有“满朝进士半桐城”的说法，向来，“枞阳出人，桐城出名”。

　　这样一片翰墨飘香的土地，怎么突然变成了“贼窝”？

　　笑贫不笑“摸”

　　枞阳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长江北岸，西与桐城市共水，南与安庆市毗邻，北与无为、庐江县接壤，东南与铜陵、池州市隔江相望。

　　这是2006年1月的一个周日，从上海至枞阳为数不多的几班直达长途车上挤满了返乡过年的农民工，记者坐了7小时的长途车先至合肥再换车。在打听至枞阳的班次时，得到的回答是：“噢，就是那个出小偷的地方啊！”

　　合肥当地的一个朋友建议记者直接包车去枞阳，理由是：“长途车上人多眼杂，何况是去这么一个地方。”

　　记者听取了他的建议。出租车司机姓张，为采访方便，记者到合肥火车站顺带了3位刚从北京、上海返乡的枞阳农民工。

　　3位农民朋友不用花钱就可以坐小轿车回家，心情当然很不错，但他们并不愿意涉及“小偷村”的话题：“怎么，‘小偷村’连你们都知道了？！”

　　司机小张先打破僵局。他说，前阵子听说几个枞阳人在合肥租了一间房，一个多月足不出户，观察邻里动静。他们发现一个老太太的儿女都外出打工了，一天中午，一个枞阳女人换上了出家人装束，敲开了老太太的房门。她对老太太的家事自然如数家珍，老太太信以为真，按照“指示”把银行里养老的钱全取了出来，按照“指示”埋在一个地方“为儿女消灾”，被骗了个一干二净。

　　“你看这些枞阳人，竟然学会了卧底！”小张感慨。

　　在北京打工的老李笑了：“要说枞阳人聪明那是绝对的，自古以来就是，桐城派嘛。不聪明能干得了这事？！”

　　老李刚刚说完，在上海打工的老王就开始骂娘：“你都不知道，在宁波、温州老老实实打工的枞阳人有多尴尬！一些横埠人偷东西出了名，害得人家见到枞阳人就想到贼！”

　　“湖北人走江湖厉害，是大家公认的吧。可我们这里还有句话，叫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两个湖北佬搞不过一个桐城佬，这个桐城佬就是指老桐城的枞阳人。”老王说，横埠“盛产小偷”在枞阳尽人皆知。

　　“他们把偷叫做摸分。在横埠有些村庄，有些姑娘家找女婿都要问一下男方家里有几个摸分的，如果男方说摸分的有好几个，那女方竟会很中意，为什么？摸分的多，说明这家肯定富裕呗。你要是回答没有摸分的，那对不起了，拜拜！”

　　老王有些忿忿不平：“我们其他镇丢了东西基本上不用猜就知道是横埠人干的。他们不仅到城市偷，还在本县偷。农村人出门习惯把门带上，或者是锁了门后把钥匙放在门梁上或者门口的石头下，这些溜门、推门的人都知道。”老王骂道，“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很多横埠人瞧不起我们这些打工的，觉得我们笨，只有聪明人才干得了摸分的事！”

　　销赃暗道

　　车到枞阳已是夜里9点，入住时，宾馆的前台小姐再三提醒晚上睡觉要关好门窗，“听说这里的横埠人溜门很有一套？”小姐一笑，“你们注意些就没事了。”

　　枞阳是全国重点贫困县，城内送客的只有三轮车，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开桑塔纳的司机。他说：“三四年前我是开长途车的，有一批横埠人经常坐长途车周日出省，周五回枞阳，一来二去面孔都熟悉了，我没有见过他们偷东西，不敢乱说，不过，听说是到江浙一带的写字楼去拎包的。”

　　司机说：“不过后来就很少看到他们了，听说都买了车子，自己开车了。”

　　横埠镇是由原先的后方乡、老横埠等几个乡镇合并而来的，是枞阳的一个大镇。据说在枞阳的27个乡镇中，横埠镇的街面算是相当繁华的。

　　此前记者已经听说，由于横埠镇的“拎包族”出没于都市的写字楼、行政部门办公室，收获最多的就是手机和钱包。据说横埠有多条“销赃暗道”。

　　“好的二手机”是这里的一些人对这些来路不明的手机的代称，但多数手机店并不接待陌生面孔。记者自称是来枞阳县城做生意的浙江人，找到了一家手机修理店。这家店开在交通要道边上，记者观察了半个小时，发现无人问津此店，用照相机的长焦镜头观察，看到柜台相当简陋，根本没有几件商品。

　　“老板娘，有三星D508手机的电脑数据线吗？”记者走进店里。

　　老板娘是个不到30岁的小个子女人，正端着一个大海碗吃着饭，头也没抬：“没有！”

　　“有好一点的二手机吗？”记者故意压低了声音，凑到她耳边。

　　老板娘抬起头盯了一眼，又低头扒饭，“现在没有！……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有？！”

　　“我是在枞阳做生意的，快回家过年了，知道你们这里有好手机，又便宜，所以来淘一个带回去。”

　　老板娘有些狐疑，记者赶紧掏出三星手机，“不瞒你说，这个手机就是朋友送的，因为是摸分摸来的，所以没有电脑数据线。你看，我们要不是诚心想买二手机，也不会打车到你这里了！”

　　“我知道你们是诚心的，你刚进来，我就知道你想买二手机了。”老板娘放下饭碗，“不过现在真没有。”

　　她喊了一声，一个抱着孩子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两个人嘀咕了几句，还是老板娘开腔：“你说你手上这个手机是我们家朋友送给你的？是他介绍来的？他叫什么？”

　　“啊呀，我不是说了嘛，是枞阳城里的一个朋友！当然了，我打听到你们家有才来的。”

　　“我知道，你来，肯定是懂行的。对了，你告诉我实话，你是不是专门收二手机的？”老板娘追问。

　　“不是，就是淘个回家，不过我可说好了，我只要城里摸来的，要高档的！”记者回答。

　　“这几天真的没货，风声紧。你告诉我，你准备出多少钱？我看能不能做这个生意。比如你手上这款！”老板娘眼神充满期待。

　　“这款手机市场价4000多元，我觉得600元差不多了。”

　　“那不行，起码要1000元，我们进价就很高，只不过赚了你几十元！好了，我看你也是诚心想买，这样吧，你过两天再来看看。”

　　记者后来了解到，老板娘所说的“风紧”，指的是前几天安徽省公安厅专门派了官员到横埠调查“小偷村”的情况。“据说省领导批示要彻查，所以摸分的人都相当谨慎。”知情人士透露。

　　横埠镇上，从上海、宁波、杭州、苏州方向开来的长途班车不断路过，不断有拎着大小包裹的人下车。

　　送我们来横埠的司机小张说，“这里面肯定有摸分的人，不过谁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外表和普通农民完全一样。”

　　沉默背后

　　时值年关，横埠街面人头攒动，问起“小偷村”的事，人们沉默不语。借助白酒和香烟“开道”，记者终于搜集到一些“小偷村”的基本情况。

　　有人透露，横山村和原来隶属后方乡的育才村店上队就是传说中的“小偷村”。店上队“摸分”的主要是男人，他们一般去江浙一带的国企办公室、大型写字楼或机关办公室“拎包”。而横山村“摸分”的主要是“娘子军”，主要是去江浙一带的住宅区盗窃居民家中财物。

　　就在我们抵达横埠前几天，有人向媒体举报，称他所掌握的参与盗窃者就有上百人，叫不上名字的更有上千人。据说举报者是一名枞阳籍的老干部，他的一个侄儿参与“摸分”被抓后他才知道了家乡丑闻，觉得斯文扫地，羞怒之下向上级反映。

　　一个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横埠镇的盗窃问题源自1998年的长江洪灾，当时，枞阳受灾，一些横埠人就以自救名义去江浙一带推销茶叶。“推销茶叶最好是去机关办公室和写字楼，屋内有人就推销茶叶，没人就顺手牵羊了，机关单位和写字楼的人警惕性不高，常常把包和贵重物品随意丢在桌上，因此很容易得手。”

　　一位知情者说，久而久之，有些人就索性以推销茶叶为幌子，直接流窜盗窃了。记者了解到，横埠的小偷根本瞧不起街面上的小扒手，认为那样挣钱“既危险又没多大收成”。

　　有人告诉我们，摸分的“诀窍”一开始还遮遮掩掩，后来逐渐在横埠传开，加入者越来越多。起初，摸分大军一般包车长途奔袭，得手后很快转战另一个城市，往往几天工夫就能收入数万元。发财后他们纷纷购买了“工作用车”。

　　在横埠派出所记者了解到，“摸分”大军确实主要集中在横山村和育才村，2005年5月，育才村一男一女在无锡市盗窃被当地警方上网追逃；3月，横山村妇女左林荣在杭州市西城区盗窃，被警方抓获后取保候审，后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走，目前警方仍在网上追逃。

　　有人反映，在这两个村，有的家庭一年就能“摸”到10多万元，活动很有规律。一位警察介绍：“今天出去了，可能两三天就回来了，去的都是机关办公室、宾馆、浴场和居民区。”

　　“摸分”的人搞得横埠甚至枞阳在外地声名狼藉，横埠镇派出所指导员左正好苦笑：“我到常熟出差，当地警察说这几年抓的都是你们枞阳人，我们听了无地自容，尴尬死了。以后再也不好意思出去。”“父母在外偷，孩子就在家里偷，让人头疼。”

　　左正好说派出所警员不足与经费紧缺，管不胜管。“横埠镇有7万多人，派出所民警却只有7个，一个人要对付1万多人，你说这能行吗？！办案经费，已经几年没有下拨了，现在还亏欠10多万元的办案经费，警车的汽油费都是自己掏腰包。”

　　“特色”流变

　　很多出来打工的农村小伙子都是高中生，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文化的，但就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他们到了城市会发现似乎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卖力气。

　　复旦大学教授于海认为，1980年代的农村青年比他们的父辈问题还要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进城，这些青年即便不是在城市出生，也是在城市文化的影响下长大的，但他们身上却是洗不去的农村胎记，城市很文明，但这些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城市文明似乎很难接纳这些孩子。

　　于海说：“这是一批无根的孩子，他们渴望回到城市，但城市的发展机遇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那么几条狭窄的道路，在道德感失去平衡时，很容易走上男盗女娼的道路。”

　　解决之道

　　“小偷如果很容易被抓，比如出去20个人被抓十几个，我看还有谁敢继续盗窃，问题就在极少有人受到惩罚，法制风险太低，因此就形成了一个盗窃的风气，道德的集体崩溃，很多村民羡慕、蠢蠢欲动。”于海认为，在横埠镇，许多人已经把不正当的牟利视作正常，无非是从假和尚、假尼姑到盗窃花样翻新而已，“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概括，叫做基因遗传。”

　　农村保留传统性是很强的，于海担心横埠镇会成为别的村的先驱，事实上，横埠镇周边乡村已经受到了这种“带动”。“农民能调动的资源有多少？教育的成本太高，没有几个农民能承受，改变命运的畸形途径一旦被正常化，形成传统就可怕了。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子宫上，你能指望道德附着健康成长？”于海反问。

　　“光靠道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们一旦到了外部繁华的世界，不平情绪就会出现。一定要让盗窃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整顿不过是一阵风，是做给外界、做给领导看的，小偷无非就是在此时收敛点，我倒要看看，搞整顿能有几个人被真正处理？”于海说。

　　警力不足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一些乡镇的派出所只有两个干警，盗窃行为得不到应有惩罚，小偷回到农村后不受任何阻力，甚至一些村干部也涉身其中。于海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平等的社会待遇，这并非指平等的经济待遇，而是让农民在城市找到合理的生存机会。

　　“我也被偷过很多次，但我没有怨恨，更多的是理解与担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卖淫村、小偷村、诈骗村就这样复制下去。”于海呼吁。（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