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城血案”凸现基层民警执法软肋

　　“腊木棍”对“尖刀利斧”的悲剧

　　□文/图本报记者韦文洁发自山东郯城

　　两年前发生在山东省郯城县徐海子村的“8·17”惨案共造成5死3伤。让人痛心的是，在110到达现场的情况 下，仍造成一死两伤。处警的4名联防队员手中所持只是1.7米多长

的腊木棍，而行凶者手中则是刀斧利器。

　　2月23日，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在“通报2005年中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负伤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指出，民警执行警务所必需的防护装备和有效制止犯罪的武器警械严重短缺，是制约基层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提高的因素 之一。

　　“好啊，公安局要是能同意庭外调解，那就给受害者家庭补偿一笔钱呗！”

　　2月23日下午两点半，当山东沂水县法院行政庭庭长刘霞从电话里听到记者转告的消息，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立 即爽声快语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刘庭长的这种兴奋，不仅因为五死三伤的“8·17”特大惨案将画上句号，更多的则是一个主审法官的责任和对6 个受害者家庭深切的同情。

　　小事引爆的惨案

　　“200多米的村街两旁家家闭户，水泥屋顶上站满了男女老少，不仅看到了马兴全和4个联防队员打仗，也看到了 他像疯子似地一个又一个地杀人……”2月21日下午5点，32岁的马芳(化名)站在自家大门口的马路上，向记者谈到两 年前她亲眼见到的这场惨案时，眼里依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血案源于一件小事。”2月21日下午，山东省郯城县红花乡徐海子村原第三组组长徐勤保告诉记者。

　　1997年，马兴全承包了村里8亩桑园，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连年亏收。2003年，村委会决定收回马兴全承包 的桑园，马兴全认为是村委会在刁难他，便从当年8月初到案发时一直在家磨凶器，扬言要让某人倒霉。

　　2003年8月17日，马兴全老婆姚明芳和女儿来到村委会，大骂正在开会的村干部。村委会主任徐希权出来试图 阻止姚明芳及其女儿骂人，姚明芳非但不听，反让女儿叫来她的两个儿子——马高照和马高升。她两个儿子一到，便用扔去的 砖头砸得徐希权头部鲜血直流。村支部书记葛介雷见事态严重，便用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被打伤头部后，徐希权追赶姚的两个儿子来到农户张井利家门口时，迎面碰见了手拿杀猪刀嘴里骂骂咧咧的马兴全。 正好这时，徐希权的女儿徐曼曼来叫他回家，他便停步不追了。当徐希才在前面走时，走在后面的马兴全一刀刺在徐曼曼的胳 膊上。当时赶来劝架的徐希权的嫂子胡正芳忙劝马：“别打小孩，小孩是无辜的。”马才住手。此时，正走在女儿前面的徐希 权听到惨叫声，赶紧转过身来抢救女儿时，马兴全已一刀刺中其心脏，并连续刺去十几刀。

　　在此期间，村民纷纷拨打110报警电话。

　　杀死徐希权之后，马兴全返回家中，穿上衣服，戴上头盔，左手拿起前几天打磨好的另一件凶器——斧头，右手提一 把半米多长的杀猪尖刀，操起一把菜刀别在腰间，推开门奔向大街，大嚷着要杀人。之后，他连续杀死朱如松、黄孝荣、徐勤 科3人。就这样，在半个小时左右内，马兴全将4个无辜的村民残忍杀害。

　　处警人员到场之后

　　正当马兴全向村东走去的时候，碰到了派出所前来处警的联防队员张成、王之伟、侯红忠和司机王竞忠。

　　当时处警的4人，立即跳下

　　马芳在屋顶看得很清楚，4名处警人员始终和马兴全保持着八、九米的距离。双方在开始打斗时，基本上是有进有退 。但后来，在马兴全刀砍斧劈之下，联防队员被马兴全从杀死徐勤科的铁匠铺一直逼退到她家左边的公路上，后退了200余 米。

　　11点30分，马兴全将处警人员逼至警车附近时，见村民徐止善正在修车，又向81岁的徐止善刺去，年迈的他无 力后退，被吓倒在地，又被刺中手臂。刺伤徐止善后，处警人员又被马兴全紧逼至村民黄孝义家门口，刚好68岁的黄孝银与 老婆王作英向村中走来，在黄孝银、王作英与马相遇时，在离处警联防队员的警车仅10多米处，马向黄孝银连刺数刀，致黄 孝银当场死亡，王作英被吓倒在地。

　　马兴全在刺死第五名无辜村民之后，又向村中走去，4名处警联防队员亦紧跟其后。

　　当马兴全来到村中大街时，见铁匠铺的徐勤树及其他村民正开车将徐勤科往

　　至此，马兴全已经连续杀害5名村民，砍伤3名村民。其中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的年仅13岁。而其中一名死者 和两名伤者，是在处警人员到场之后，在其眼皮底下发生的。

　　面对五死三伤的惨痛代价，死者家属在悲痛之余，开始不断地向上级公安机关和相关政府部门讨说法，认为在处理这 一事件中，当地公安机关不仅存在诸多问题，还应该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死者家属的要求

　　死者家属代表、朱如松的儿子55岁的朱九学认为，在处理“8·17”事件中，当地公安机关存在出警不及时、行 政不作为等责任。

　　朱九学认为，派出所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接受公安局的授权，受其领导，而公安局具有法人地位，对派出机构的工 作负有领导责任。而公安局在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时，处警人员却放弃其应负之职责，任凶手继续为非作歹，残害无辜。而 众所周知，公安干警是人民生命财产的守护者，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理应挺身而出，负责保护公众人身财产安全， 打击犯罪，而在此次案件中却没有丝毫有效举动。相反，却被凶手的淫威吓倒，眼睁睁地看着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无辜， 4个人却无力将一个凶手制服，这是怎样的尽忠职守，这是怎样的技能素质？这是责任心不强，还是贪生怕死？面对这些问题 ，难道竟然可以说公安局在此案中没有一点责任？

　　2004年底，朱九学、徐宏伟等6家受害者家属向郯城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认定郯城县公安局在“8 ·17”事件中实施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判令郯城县公安局赔偿因行政违法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各种损失94000——1 64000元不等。

　　同年底，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由沂水县法院民庭审理此案。

　　公安机关的说法

　　受害者家属的要求是否合理，公安机关领导也自有一番说法。

　　2月22日下午，郯城县公安局政委李培忠就上述受害者家属的要求，面对记者进行了详谈。

　　首先李政委认为，公安机关及时处警，在此过程中并无不当。

　　就此他介绍，“2003年8月17日是星期日，当时的尚庄乡派出所只有三名干警。其中指导员去市里学习去了， 一名在家休假，只有所长徐春光值班。上午10时49分16秒，在接到徐海子村支书葛介雷的报警电话后，所里即安排了3 名联防队员出警。自己在安排好工作后，在驾车出警的路上，又接到杀人的报案，立即向领导汇报，调集警力，在处警过程中 ，主观上没有过错。”

　　同时李政委认为，郯城县公安局民警在接到报警后，公安机关依法履行了职责。

　　李政委介绍：“3名联防队员到达现场后，积极作为，虽然控制不了局势，但是仍与杀人犯周旋。徐春光所长到达后 ，指挥人员将马兴全围困在家中，又指挥人员抢救伤员，同时将现场情况及时汇报给领导。随后，我又带领部分民警赶到现场 ，马兴全持刀冲出来两次，均被民警用防爆枪打了回去。后来，武警也赶到现场，将企图行凶的马兴全击毙。”

　　基层公安机关的燃眉之急

　　总结此案的得失，面对基层派出所存在的问题，郯城县公安局李培忠政委一口气说了三个“严重”，认为已经到了火 烧眉毛之急。

　　——警力严重缺乏。按相关规定，农村所干警应达到标准为万分之五至万分之八，但现在远远达不到，连最低标准也 达不到。像发生“8·17”惨案的尚庄乡，所里仅有三名干警。而按公安部要求，基层所最低也要达到5人。而就是这个标 准，我们也是在去年撤乡并镇中才达到。像现在包括原尚庄乡在内的红花乡，拥有6万人口，也只能配备8名干警，远远低于 相关规定和要求。

　　——办公经费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郯城县17个乡镇，每个派出所配备了一部工作用车，最大的所也不超过两部 。一旦遇到案件高发期，不仅人数不够，连起码的交通工具都无法解决。就连象保管枪支这样的十分重要的保险柜，县公安局 也无钱购买，到去年春节前由县财政拨出专款，为各派出所配备了一只。

　　——装备严重不足。郯城全县361名干警，枪支不到人手的五分之二，拥有配枪资格的人远远超过枪支数量。比如 在“8·17”事件中在现场负责的徐春光所长，拥有配枪资格，也没有配备枪支。目前在郯城乡镇派出所中，一般配备了一 支枪支，最多也就两支。而县局目前办案最好的车是

　　从李政委的一番话中，农村基层派出所几大软肋暴露无遗。然而，这些问题不仅仅郯城派出所存在，在全国农村基层 派出所也是非常普遍的。

　　“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受一些因素的制约而难以很快提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所队，由于经济原因，民警执行 警务所必需的防护装备和有效制止犯罪的武器警械严重短缺，如防弹防刺背心、防弹头盔、警棍、手铐等。”这是公安部政治 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在2月23日“通报2005年中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负伤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一句话。

　　从郯城“8·17”惨案的这个过程看，武器警械严重短缺正是警方没能有效制止行凶者继续杀人伤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