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是那个特定年代一定会发生的一次爆发，即使不是长漂，也是其他的某一事件。”曾参与长漂报道的《四川日报》记者，今日已是《文摘周报》总编辑的赵坚说，“那个时候，已经有太多的迹象表明，那么多的人渴望通过某种方式，表现自己的自我一面。”
在尧茂书以前，中国已经有好几个著名的探险，其中一个是《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按照历史的进程从1984年开始重走了一遍红军长征路，另一位是有“中国河王”之称的杨联
康徒步走遍中国五大水系。
但这些，都远远不如长漂那样轰轰烈烈，动人心魄。
“虽然我的个人财富都是在90年代后积累起来的，但是我却觉得，在我的人生中，80年代是最感觉幸福的年代。那时候整个人，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充满希望和蓬勃向上的气息。”李大放说。
80年代是中国社会巨变、转折的开始，但人们是不可能经过先期培训来迎接变化，整个国民表现了自己准备的不足，整个国家也表现了对巨变预期的不一致，几乎所有的预言在最后和事实比较时都显得保守落伍。因此，用二三年后的眼光去评判二三年前的事件，在中国来说是不公平的。长漂后若干年，批判者仍然乐意用一种“发展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犀利地将长漂批驳得一无是处。但有一种东西，是无法批判和否认的，那就是那个年代所具有的气质：纯真。
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内心深处，曾有这样一次被激发的思想爆发。在一个被单位、户口、各种票据所统管的年代，尧茂书的壮举一下子碰撞开了许多人的思想，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有更大的野心。在长漂中，一个乡村小学的校长带领他的孩子们走了几十里山路，特地等长漂队伍通过，并告诉这些孩子，将来要向这些勇者学习，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没有人能够统计出长漂对多少中国人的人生选择起到作用。但一想到这个校长的例子，许多参与者都认为，他们的漂流有意义，而经过漂流的他们，在人生选择和意志力上更加成熟。五年，十年以后，他们自己开始肯定那段历史。
在一个巨变的社会形态之下，要向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描述当初的想法和情形是困难的，科漂队员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他们的孩子讲述自己20年前这段经历。“嘿嘿，我儿子知道，他挺佩服我这个老爸的。”何平幸福地说。而李大放，则很犹豫，他不知道怎么向还在上小学，在富裕的物质与快餐文化中长大的女儿讲述这段老爸的光荣往事。
相关专题：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