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漂下的蛋

　　“十年以后，我开始敢肯定自己年轻时候的作为，并相信这个事件本身的历史价值”

　　大约两三年后，当社会上开始批判长

　　漂时，我也开始不由得反思和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义。”杨欣说。

　　境遇两重天

　　长漂后整整一年，长漂队员都沉浸在鲜花与掌声中，人们称他们为“长漂勇士”，到处都有人邀请他们去作报告，演 讲，侯惠仁又成了演讲团的领队。请功，受奖，死难者被授予烈士称号，各种报告文学层出不穷，长漂被总结为长漂精神。

　　这样的礼遇和高度，让这些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感到欣喜和不安。“长漂对我的人生起了一次整体的提升，那时候 我甚至因为提升得太快而惶惑反思。”杨欣说。

　　还没有从掌声中苏醒过来，黄漂悲剧便发生了。1987年的“黄漂”中，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河南 黄河漂流探险队、

　　以此为界限，舆论对漂流开始由一边倒的喝彩变为一边倒的喝倒彩。随后便是那著名的《河殇》中对黄河漂流进行的 批判：像这样即使漂过，又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也许冯春能回答，1987年，他在对黄河沿线进行考察后，拒绝了黄漂队的邀请，因为他认为“漂流不是 蛮干。”冯春回到攀钢，继续折腾他的漂流事业，并一路被提拔为攀钢保卫处长。在漂流备受批评的那些岁月，他仍然以教人 漂流为乐趣，并逐步走向职业漂流的道路，成为世界上漂流距离最长的人之一。1998年，他组织和参与了雅鲁藏布江漂流 ，成为中国漂流事业复苏的一大事件，他的足迹曾踏向中国国内的许多大川，2002年又去漂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这 让人想起《河殇》中的预言：当有一天中国人以玩的心态去国外漂流，就能真正感受到这项运动带来的乐趣。

　　人生新起点

　　“长漂过后，我们都成了受益者。”李大放说。长漂让他得到的第一个受益，就是如愿以偿地换了工作，而且机会是 送上门的，四川团省委将他和何平借调至下属的青旅开发探险旅游，现在他是这家旅行社的海外部经理。

　　长漂队员之中，好几个开始经商了，而向来以胆大而著称的何平于1991年从这里辞职赴海南，在海南的地产热中 扑腾了一把，逐步成为一家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在海南地产呈现出疲软之势时，又杀回成都，他成了朋友圈中公认的有钱人， “过去在水里漂，现在在社会上漂，都是漂，关键在于你的意志力，只要意志坚强，没有过不去的险滩。”何平说。

　　“以后几年我结婚生子，想做但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再次去长江源头拍摄，在那里听说了可可西里和索南达杰的故 事，像长漂一样，可可西里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杨欣说。

　　在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青藏公路旁，有一座以“环保卫士”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的自然保护站。这是杨欣于199 7年靠义卖自己的图书筹款修建起来的，这是中国民间的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同时，杨欣注册成立环保NGO组织“绿色江河 。”

　　生活比较另类的是杨勇，这个在主漂队员中惟一具备专业素养可称为专家的人被称为“散仙”，他的兴趣广泛，不仅 投身环保，还兼职了好几个不拿钱的公职，同时还为一些公司提供旅游投资咨询。杨勇对探险兴趣一直不减，冯春组织的雅漂 、科漂他均参与。

　　长漂几乎给了每一个参与者机会，不仅主漂队员如此，当年参加的武警参谋余成，在长漂后提升迅速，现在是某武警 指挥学校校长。当年以超人的能力让所有人折服的警花吉胡阿莎，在长漂结束后先去北京念大学，后来又出国，出版自己以长 漂为主题的自传，成为凤凰卫视欧洲台的记者，电视制片人，并组成跨国婚姻。第一个发掘尧茂书事迹的《四川日报》记者戴 善奎，今天是该报首席记者，而和他一起报道长漂的同事赵坚，现任《文摘周报》总编辑。

　　“我觉得人生中决定你命运的，首先是机遇，然后是学识，最终决定你的发展的是人格。”杨欣对他自己的20年作 了一个总结。

　　人到中年，除了像杨勇和冯春那样发展成“探险家”的上瘾者，其他人均已闭口不提漂流。老朋友们现在还维持着松 散的联络，由于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每次联络的关键词就只剩下两个：“探险”和“环保”，随着年龄增加，探险正渐渐变 成“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