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赔偿”or“用钱买命”

　　抚顺两名民警伙同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将当地一出租车司机打死后，抛尸荒郊野外。抚顺市中院日前作出判决：主犯冯剑“有立功情节，且能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被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工人日报》2月27日报道）

　　抚顺中院的这个判决立刻引来各方质疑，因为“从轻处罚”的理由似乎有点牵强。

　　这个案子从轻处罚，法院给出两个理由———立功与赔偿。冯剑杀人之后何来“立功表现”，新闻没有说明（实际上，像这类比较敏感的案件，司法公开显得犹为重要，法院应该公开他的“功”立在何处，有多大，能否将功补过，让社会监督），暂且不说，就说另一个从轻的理由：“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

　　“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能否作为杀人罪从轻处罚的理由？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颁布实施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对于这个语焉不详的条款应该如何应用，恐怕还有争议，有些地方还专门加以“解释”，如北京朝阳区法院就规定，这一条款的适用对象是“依法可以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被告人”，如果“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依法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情节轻微的，免予刑事处罚”。

　　可见，朝阳区法院吃这个“螃蟹”也是非常谨慎的。事实也是如此，“以钱赎罪”必须严格控制适用范围，否则将会严重伤害司法公正。不难想象，如果杀人犯“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也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充要条件，那岂不是客观上等于说“用钱买命”？有钱人岂不是可以仗财杀人？社会还有什么公正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