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月的工钱讨了3年多 结果赢了官司输了钱

　　因为拿不到工钱没法见同来天津打工的老乡，陈德军3年没回家过春节。2006年1月4日，他终于领到了法院判给的9000多元工钱，并赶在节前回到湖北随州老家。

　　可赢了官司的陈德军，并没给盼了他几年的亲人们带来团聚的祥和与欢乐。他说：“法院判的钱基本刚够还我打工、打官司欠的外债。我回家了，又给不了当初一起打工的老乡们工钱，就天天有人上门闹。除夕那天，天没亮就来人讨工钱，还要把家里的电视、冰箱

都抬走。约好来我家一起吃饭的老父、老母亲哭着走了。本想回家过个团圆年，结果全家人整天都没吃饭。”

　　7个月的工钱讨了3年多

　　2001年，40岁的陈德军从湖北随州市均川镇粮油工贸公司下岗来到天津打工。2002年2月24日，他带来老家9名下岗职工和43名农民工，以均川抹灰队名义，与河南濮阳市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管现昌施工队签订工程协议，承包了天津铁路信号厂智能电源车间抹灰工程。协议约定抹灰工程总价款为122220元。9月，由于讲好的劳务费迟迟不能兑现，吃饭都成了问题的工人们拒绝再施工，抹灰工程完成大部分后交给了管现昌。除去施工过程中拿到的27236元，管现昌没有给陈德军等53人结账。52名湖北务工人员在拿到陈德军立下工资欠条后，先后离开天津，陈德军独自一人留下来追讨工钱。

　　陈德军介绍，“开始我自己直接找管现昌，但他都不给钱。2003年1月28日，我又找到管现昌，他拿出写好的账表说，‘按算账你还欠我3900多元，你先签字。我同情你几十个人干了这么长时间，再补给你5000元回家过年吧’。我不同意，结果钱没拿到，反而被几个人打晕在工地上。后来我又找到天津东丽区劳动局、建委求助，但他们多次打电话也没能让管现昌露面。”

　　2003年5月，努力了8个月没要到一分钱的陈德军，找到天津河北区法院要求立案起诉管现昌，要他给付拖欠的53人劳务费70413.06元。2004年3月，河北区法院受理这一案件。经过6次开庭，2004年8月17日一审判决：除已付劳务费外，判管现昌付给陈德军等53人劳务费14535．63元，其中除应付陈德军劳务费2206．26元外，其余52人劳务费从3．5元到963．05元不等。

　　陈德军说：“这让人怎么服？一个人就算干一天活也不止挣3块5毛钱吧。可我们53个人干了足有半年多。收到一审判决后，我就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04年11月11日，一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德军说：“二审判决我还是不服。可一打听立案再审要等3个月，我就想认了，拿钱回家算了。2004年底我到河北区法院立案执行，然后在天津一边打短工一边等，直到今年1月4日，才拿到全部判决款项。我也没想到，为了这7个月工钱，我在天津一讨就是3年多。”

　　检察院工作人员：等着国家主席来接待你吧

　　陈德军说：“我在天津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律师——毅成律师事务所的蔡义昌，他免费帮我取证、写诉状、二审出庭。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太少了，我们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太难了。”

　　“2003年1月28日被管现昌的手下打晕苏醒后，我就报了警，土城派出所备案，下了法医鉴定通知书，可我当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哪有钱给法医鉴定处？派出所再也没有音信。”

　　“因为没有钱，我起诉管现昌跑了10个月才立上案。2003年5月找到河北区法院时，要我交3216元的诉讼费。我实在没钱请求少交或缓交。刚开始法院不同意，后来我开来了老家民政部门的困难证明，法院同意交一半。我就拼命打短工攒钱，2004年3月初又把手机手表卖了，凑了1200元法院才给立了案。”

　　“一审时，我们计算的施工量和管现昌提出的完成量差得很多。法院说‘谁主张谁举证’，要我找有资质的评估单位评估我们抹灰的工程量。我打短工一天最多也就挣五六十块，还三天两头出来打官司，哪里请得起评估单位？所以法院就按管现昌提的工程量给我们算工钱。这样判下来，大多数人都只有一二百元，最少的两个人只给判了3．5元。”

　　陈德军说，“二审完了以后，我也想不再要了，不管多少拿钱回家。可没想到就这点钱也差点拿不回来。”

　　陈德军介绍，2004年底，河北区法院执行庭立案后很快把钱执行到位。但由于法院是按53个人的劳务费判的，所以执行庭要所有民工自己来领钱。

　　陈德军说：“这太难为人了。法院一共给我们判了14535．63元，可从我们均川镇到天津，一个人乘长短途汽车要68元，最便宜的火车票要150元钱，52个人来回要花22000多元钱。怎么来拿？”

　　“我多次跑法院求情，后来法院同意让我拿52人的身份证领钱。因为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我回了趟老家只找到了11个人。只领到12个人的钱。”

　　陈德军介绍，为了讨工钱，先后找过多个部门，但没遇到一个好脸。他说：“2005年4月7日是天津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长接待日，我要求见检察长说说情况，一位女同志说‘你等着国家主席来接待你吧’。我还多次找到天津市信访办和天津市人大，他们都说管不了。人大的一位接待人员说‘你再说我都听不见。我就这样，你去告我吧。’2005年11月10日，我再次找到河北区法院执行庭要求拿回剩下的钱，结果吵了起来，我被关进拘留所15天。”

　　陈德军介绍，解除拘留后，河北区法院执行庭帮他想了个办法，找一名天津籍人作担保，领回其余41人的工钱。2005年12月底，在答应付给800元好处费、并与中间介绍的老乡一起写下保证书后，陈德军终于找到一位愿意为他担保的天津人。2006年1月4日，他领到了余下的工钱9134．37元。

　　法院接待人员：你求我还是我求你

　　陈德军说：“52个老乡到天津打工的车票钱、吃饭钱全是我从家拿钱垫的，花了3万多元。我在外面讨工钱3年不但没给家寄回一分钱，生病时打不了工还得让在苏州打工的女儿寄钱来帮我还账。老父亲快80岁了，可我3年都没去看过他；老婆在家三天两头有人上门要工钱，她恨我恨得要命。虽说现在法院判我们的1．4万多元我都拿到了，可第一次领的4000多元打官司早就花完了。我还欠当初干工程时周边小贩的米、菜、房租钱2500多块，欠临工工资700多块，房租欠11个月有1380块，借老乡钱1800多块，还有担保人好处费800块。加上其他零散的欠账，这9100多块剩不下几个了。”

　　2006年2月24日，返回天津两天后，陈德军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询问申诉结果。他说：“他们查了半天，发现我去年8月初递交的申诉状到现在还没有按规定录入微机。我问‘你们不是有半年时效限制吗？’一位40多岁男工作人员说‘是你求我办事还是我求你办事。一年、两年你都得等，有人好几年了还没办呢。’”

　　陈德军说：“不是我要没完没了，我们53个人苦干了7个月，才得到4万块钱，为了拿这点钱，我又花了3年多时间，我心里实在太不平衡。我反复想过，要用10年时间来讨一个说法，即使要不到全部工钱，能有人好好给我讲通也行。我就不信我们国家没有说理的地方。从打官司到现在已是第5个年头，再过5年如果仍然没有结果，我也许认了、也许做出什么事来，我也不知道。”（记者邹兰刘海峰）新华社天津2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