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疑患SARS者的漫漫求诊路：自认传染很多人

疑患SARS者的求诊之旅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2003年的那场瘟疫已逐渐远去，但张海军对非典的恐惧却从未消失。自从2003年在一家非典医院打过工后，他一直认为自己得了非典，至今深信不疑。为证明这一点，几年来他跑遍了天津、北京、广东和河南等地的大小医院，展开了一次荒诞的旅行……

　　“我就为等到一张证明我是非典患者的纸。”

　　——张海军

　　河南省会郑州市未来大道与金水路的交叉口，一侧是中国一家著名的期货市场所在地，向西不远则是中共河南省委和河南省政府大院。张海军，一名来自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郊乡的32岁男子，在一天上午，携带了一包材料敲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大门。

　　“我是非典患者，你们离我远点。”这不是一场恐怖袭击，矮个子的张海军看上去更不像恐怖分子，他穿着一条沾满了泥巴、裤腿有点翻卷、辨不清颜色的裤子，头戴一顶条绒的帽子，一个大塑料口袋拎在手里。正在忙碌的律师们四下散开了。“你要干什么？”一位大胆的律师走上前问张，“要打官司吗？用不着这样。现在哪里还有非典？”

　　“我需要一张证明，我也想打官司，你们能代理吗？我要告医院。”张海军一边说一边掏出塑料口袋里的材料，那是一叠叠被他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各个医院的门诊病历和各种格式的化验单。

　　一位姓江的律师在张海军摊开材料的间隙，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随后，郑州市交巡警一大队的民警赶到了，与此同时，郑州市金水区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也得到了通知，迅速穿戴好防护隔离服赶到了律师事务所。张海军很快被警方控制住，医护人员给他当场做了检查。

　　医护人员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张海军没有发烧症状，体温正常，不咳嗽、不胸闷，而且他曾经自己到医院拍过10张片子，肺部没有发生病变，可以排除SARS感染的可能。但这个结果并未能让律师事务所所在的办公楼里的人心情平静下来，这天中午，他们连下楼吃饭的勇气都没有了。

　　张海军怀疑金水区卫生防疫站作出的检查结果，他在江律师和警察面前仍然坚称自己肯定感染了SARS，最好，律师能给他出个证明，他要打官司，因为他已经在200多家医院看过病了，可却没有一家医院认定他患有SARS。前来检查的医护人员临走告诉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上面的场景发生在2005年2月的一天。近一年后的一个夜晚，河南南部的一个小县城，张海军于哥哥张海滨任教学校的一个房间内，再次摊开了那一叠叠求诊病历。他淡淡笑一下说道:“为了检查我到底是不是患有非典，我跑遍了天津、北京、广东和河南的大小医院了。”

　　给非典医院打工

　　张海军的病因起源于2003年5月底，姐夫揣成江给了他一个活儿，支使他和另3个同乡工友到天津市传染病医院做电焊，其时，这家医院正是天津市的非典定点医院之一，收治了天津市发现的多例非典病人。在张等三人去医院做工时，还有5名病人在医院治疗。之前，该医院于2003年4月14日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非典患者，在随后对越多越多的非典患者抢救的过程中，孙家华和孙晓荣等该院的医护人员染病不幸去世。

　　“我是这年3月22日到天津打工的。”张海军说，前几年，他都在姐夫揣成江开的电焊门市部里打工，这年本来不想到天津来了，按计划他应该在深圳，他埋怨姐夫开的工资太低，“我已经跟姐夫干了三年，每月只有300来块钱，如果在别处，可以开到1000多块钱。”揣成江将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了张海军，“他表妹说再在天津干一年，不要彩礼钱，回来就结婚。”

　　2003年3月，张海军拿着姐夫的低薪，又在天津南开区延安路上的小铺子里做工了，生意还是如同往年的好，张是小小的电焊铺子里唯一的技工，河南社旗县的老乡揣国远是带班的，还有两个是学徒。“4月的时候，非典就来了，我们没有了生意，成天躲在铺子里不敢出门。”张海军此时想到了在老家的女友，他接连写了四封信给她，跟她说想回家，他还打了多次电话，可那女孩的回答都是:不能回，回去就会告知村支书，会被“关”起来的。

　　4月14日之后，天津市新增的非典病人多了起来，“我一天比一天害怕，我想回家，即使回去就被隔离，我也要回去”。张海军不顾姐夫阻拦，辞了工，搬到了延安路附近的小园村民房里暂住，姐夫没有跟他结算工钱，他无钱回家。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就在张海军暂住的村子不远，从天津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开始，这家医院就成了非典定点医院。到5月底6月初时，已经有60多名病人从这家医院治愈出院，而未能被治愈走出这家医院的病人却是一个未知的数字。5月中旬的一天，揣成江从这家医院接到了一个活儿，这也是非典期间揣老板接到的不多的活路之一。

　　“我辞工8天后的一天夜里，姐夫找我来了，说干完最后一个活儿，结算工钱让我回家。”随后，张海军和另外3名工友被一辆车拉走了，“是给传染病医院发热门诊焊一些不锈钢的架子，用来晾晒衣服的”。张海军回忆，发热门诊到非典病房的距离有10来米远，抢救病人用过的口罩、防护服等废弃物品就堆在几米远的一间房子里，“堆得满满的了，干活时都能看得见”。

　　一口气干了一天一夜之后，揣国远、揣修远和司玉龙三个工友不干了，退出了医院。只剩下张海军一个人，他一直没合眼，他想早点干完这个恐怖之地的活儿，赶紧离开。

　　七天后病倒了

　　三位工友退出医院的那天晚上，天津市遭受了一次强龙卷风袭击。“还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的。”张海军继续在发热门诊干活，他想早点干完逃离这个令他恐惧的地方，“白天时，死了两个病人，出院了一个”，他在做电焊的空隙，透过滤光镜看到了病房那边的情景，“我越来越感到害怕”。他就在发热门诊里吃饭，他能清楚地听到病房里病人痛苦的声音。

　　刮起龙卷风的那天晚上，张海军生病了，他拉起了肚子，一趟趟往厕所跑，但他不能离开医院，活儿还没干完。

　　在接下来的4天里，他又前后6次进入发热门诊干活，揣成江跟他去过一次，第7天，他又进去做了扫尾工作，揣成江这天跟去从医院方接过了5000元工钱。

　　活干完后，张海军病倒了，他拉肚子已经五天了，此时，他感到了头昏，萎靡不振，非常困，想睡觉，几天之后，他又发起了高烧。“我一连睡了10多天，那些天只感到舌头发紧，舌根发黑。”他就躺在小园村的出租民房里，工友也从延安路的铺子里撤退到了这里，没有人敢碰他。“我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一直昏睡着，偶尔醒了吃一点东西。我姐夫不让我去医院，他怕我被隔离起来，那样，他和其他人也得被隔离。”工友们躲得他远远的，他独自在一个角落里蜷曲着身子，多日之后，姐夫看他真的快要死了，把他送到了小园村里的一个私人诊所。

　　在这家小小的诊所里，张海军残喘了三天，他输了3天液，“那时，我觉得喉咙好疼，我想自己可能快不行了”。他央求姐夫又换了一家诊所，仍然是打针、输液、吃药，花了1000多块钱的医药费之后，姐夫对他说，这病不能治了，再治下去，他就没有了回河南老家的路费。但姐夫还是拦住他不能离开天津，“姐夫怕我真的是感染非典了”。他找到了姐姐，在姐姐的过问下，2003年6月2日，姐夫带着他去到了天津市黄河道医院，这是张海军求诊之路上的第一家正规医院。那天，这家医院的大夫对张的身体做过检查之后，医师胡灵给出的鉴定结果是病毒性感染，建议去天津市传染病医院，也就是张做工的那家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但是，揣成江不给医药费了，“他不想让我去做非典检查，如果查出来真的是我感染了非典，他怕承担责任”。接下来，张海军又回到小园村的诊所输液一天。晚上，姐姐偷偷塞给了他几百块钱，6月4日，他一个人跑到了天津市商学院卫生院门诊，这次的检查结果仍然是病毒性感染，建议他去传染病医院。

　　于是，张海军自己拨打了天津市非典防治中心的电话，可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只能是他自己到医院住院观察、接受治疗，该中心不能接诊、不能派车。他第一次声称感染非典并要求医治的请求被拒绝了。

　　“姐夫说，先自己挺着吧，实在不行了就让120把我拉走，但不能回老家，回去10万元也治不好。”可是，张海军此时特别想回家，姐姐再次给了他300元钱，成全了他迫切愿望。

　　成了全县名人

　　2003年7月初，张海军终于回到了他在河南省社旗县的老家。此时，河南省非典防治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社旗县所在的南阳市是全省的防治重点地区，张海军到家时，全市已经发现了3例非典病人，并且都是从外地打工回乡的，一位领导还因未对一回乡病人及时隔离而被撤职。

　　张海军是悄悄回到城郊乡郭庄村的家中的，没有人阻拦他，并不像他想像的和女友告知的那样。“找人把我隔离起来，我觉得是感染非典了。”他给村领导打了电话，但电话那端传来的却是责怪:“谁让你自己跑回来的！在天津得的非典回天津治去！”放下电话，没有人来到他家里过问。

　　7月7日，他主动来到了社旗县人民医院，主抓非典防治的郭金华医生给他做了诊断，结果为:咽痛月余，体温36.7摄氏度，双侧扁桃体肿大，两肺呼吸音清，无锣音，请拍胸片协诊。郭医生告诉他，不一定是非典，但具体什么病他也说不了。“医生让我去找卫生局长，我就找了。”张海军去了两次县卫生局，找到了局长和局书记，可他得到的答复是:“你回来干啥？还不赶紧回天津报非典去！”

　　回天津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认为自己感染了非典的可能性更大了。“如果回天津，要坐火车转汽车，接触很多人，不是害人吗？”他找到了县政协主席强志喜，强曾经是全国劳动模范，被国内多家媒体宣传过。“我相信他不会不管吧，他可是我崇拜的对象，他是名人。”强听完张的叙述，催他赶快到医院确诊，张说医院看过了没确诊，强只好表示没有办法了。

　　从县城周折了一番之后，张决定到郝寨乡卫生院碰碰运气。“这个乡是从北部进入社旗县的必经之地，我是从那里回家的，他们有阻拦隔离我的责任。”一位姓魏的医生给他抽了一次血，“花了我3块钱”。他得到的结果再一次是病毒性感染。魏医生告诉他:最好赶紧住院输液接受治疗，但只能到城郊乡去，即便是非典，他们也管不了。接下来，他遵医嘱到城郊乡卫生院拍了肺片，又抽了一次血，结果是有炎症，但没告诉他是何种炎症。

　　进入2003年7月之后，郭庄村的诊所多了一位常客。张海军每天都要在这里输液，“我大哥从平顶山批发了成箱的药品”。一个月之后，他告诉诊所的李医生，“喉咙不疼了，但发烧、头昏、瞌睡的症状没有消除”。

　　病情稍好些了，可以走动了，张海军又开始了非典确诊的征途。他再一次去找县乡领导，一位镇长告诉他:“如果真是非典，你就在家等死吧。”他不再找镇长，而去找卫生局的局长们，“但每个局长见了我都跑”。他又去找县医院张院长，“院长亲自开车把我送到卫生局长面前，可局长当着我的面对院长说，这事儿不要管。”从此以后，张海军再去找县里的任何领导都无人接待了。又过去了10天，他跑到全县最北的唐庄乡卫生院，“我打了一针600块钱一支的药，那里的医生说是专门治非典的”。张没有钱，只给卫生院掏了50元，打完了针，医生告诉他:“好了，你体内的非典病毒杀死了。”

　　几天后，张海军发现打过那么贵的针后，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舌头仍然是黑色的、发紫、疼，大脑感到难受得厉害，他无奈之下再次斗胆找到县医院，一位医生呵斥了他。自此，他再不敢到县医院去了，也不敢打针输液了，躲在家里吃起了中药。几个月折腾下来，张海军转遍了全县的大小医院、诊所，向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报告自己得了非典，他成了全县的名人。

　　全国求诊路漫漫

　　在吃过了400多服中药之后，张海军给南阳市长打了电话，很快，市卫生局派了4辆车到郭庄村，但车到的时候，他却跑到了县城，乡卫生院的院长对市里来的人说:“这孩子神经病。”等他听说消息赶回时，车队已经离开。

　　张海军不想就此罢休，他从不放弃自己感染了非典的想法。“我一边吃着中药，一边找医院看病，我不在南阳市范围内找医院了。”他开始往外面跑，平顶山、驻马店、洛阳、许昌等地的医院渐渐被他转遍了。2003年12月初，他跑到了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一个医生对他说:“拿5000元钱来吧，保证给你治好。”他在这个医院做了检查，12月5日，结果出来，显示他患有5种炎症:胆囊炎、肺炎、扁桃体炎、胃炎、肠炎，但医院同样没给他确诊非典。张海军因此放弃留在该院治疗，踏上了更为漫长的旅途。

　　2004年初，张海军花完了他打工多年积攒下的钱。“两万多吧，记不清了。”他已经跑遍了河南省大部分地市的医院，“我就为等到一张证明我是非典患者的纸。”这时他几乎倾家荡产了，为得到一张遥遥无期不知所终的纸，他来广州打工挣钱。前往广州还有一个理由:这里发现非典早，中国权威的非典专家也在这里。

　　他在哥哥打工的一个货场找到了工作，“做搬运工，每月六七百元。”两个月后，他打听到广东省卫生厅的位置，被保安拦住未能进入，他又找到广州武警医院，求医被拒。“我哥哥劝我不要去医院检查了，真查出来可该怎么办啊。”他听不进哥哥的劝告，拨打了广州120，救护车把他拉到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的院长亲自出面询问病情，之后对他说:“广州早就没有非典了，你还是回河南查吧！”

　　在广东，他去了广州、中山、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大小医院，他的渴望仍然未能实现。他决定北上，北京或许是他的圆梦之地？

　　“我去了301、协和、佑安等大医院，也去了一些小医院，他们一听说查非典，都撵我走。”只有地坛医院接受了他的请求，一位副院长出面给他做了检查，结果出来后告诉他:病毒性感染。“一位医生问我，怎么没把你抓起来啊？”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在天津最早检查出来的结果上。这时，他在广州打工挣到的钱又花光了。从最初求医到2005年底，积攒在张海军手里的大小医院的病历已经有数百份，分别出自天津、北京、广东、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等数省市的200多家医院。

　　在最近的一次一家医院对他做的常规检查中，他身体的炎症已经由5种增加到了10种:咽喉炎、扁桃体炎、鼻炎、颈椎炎、食道炎、肠炎、结肠炎、胃炎、胆囊炎、贲门炎。

　　自认为传染了很多人

　　2003年以来，郭庄村死了三个人。张海军说:“他仨都是被我传染死的。”他对村民们说，“我把你们都传染了，你们都有病。”可村民们对他的话只当是笑话:“他有神经病了，我们都好好的，他到处乱讲，怎么不把他抓起来啊！”张海军从村子西头走到东头，穿过村中央的大街，一些人看着他的背影“嗤嗤”笑，“他说他是非典患者，有时还说是

　　不但村民否认了被张传染，就连在天津传染病医院和他一起做工的揣国远和揣修远也否认了。“怎么会是非典，他瞎说。”揣国远这两年一直跟着揣成江做工，“如果他是，我们几个都应该是”。

　　没有一个张去过的医院的医生愿意对张的病情做过多的阐述，一些医生表示“记不清”有这么一个病人了，200多家医院给出的多种迥异的结论让张无所适从，更让他深信自己感染了非典。

　　张海军承认，每次听说有大规模高传染性疾病出现时，他就会到医院做一次检查，当听说在邻县发现了艾滋病之后，他在医院做了HIV初筛，可他和这些病没有关系。

　　村中的一个叫赵剑锋的死者和张海军的接触较多，曾经跟张一起外出看病，并到北京上访、告状，从北京回村后被检查出血液病、肾中毒，一个月后死掉了，才30多岁；另一个死者则是经常到张家串门，看张海军写反映病情的材料，不久后突发病死去，40多岁。这两人的死亡更让他认为自己真的感染了非典。

　　除了怀疑将病传染给了乡亲之外，他更怀疑在广东一起打工的工友可能也遭到了不幸。他因为总是外出看病，在广东的打工断断续续，经常被老板“炒鱿鱼”。据张回忆，他进过的工厂有10家以上。

　　“他是胡扯的，他自己才有病。”一些接受访问的和张接触的打工者，否定了张的说法，“谁没有个感冒、头疼发热的？只要我们吃药被他看见了，他就说是被他传染了。”张在广东接触的打工者大部分是他南阳的同乡，并且，他能够前往广东打工也是一个同乡带他出去的，由于他总是到处反映、找医院看病，2005年初，他的同乡就把他辞退了。自此，张海军一边吃着自己熬制的中药，一边四处上访、告状，还是为的一张能证明他感染了非典的纸。

　　“自疑非典者是心理上出了问题，是一种臆想症，甚至是狂想症。”北京预防“非典恐惧综合征”心理援助专家俞智然认为，张海军在发热门诊做工7天，他目睹了非典病人的救治、甚至是病人死亡的过程，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使他坚决地自认感染非典。“他感到生存的希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需要排泄。”俞智然说，张海军内心的恐惧感被释放出来后，才有可能使病情好转，“就像他说的，他需要一张证明非典感染的确认证明”。

　　“我也见过二哥海滨偷偷吃过药，他们都有病了，只不过怕外人知道。”张海军也认为父母被他传染了，“二老这两年一直咳嗽，家里也没钱看病。”他的父亲张福祥老人76岁，不认为儿子说的有假:“如果他没有被传染非典，为啥身体没有以前好了呢？他现在连重体力活都干不成了，外出打工也没人要了。”

　　确实如老人所言，张海军除了被检查出的10种炎症外，从体貌外表来看，已经不像是一个刚30出头的年轻人，倒像是一个老年人了，走不了远路，体质极差，常年服用中药。“他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不是非典又是什么呢？”二哥以前也怀疑他的说法，劝阻他不要乱跑看病、告状，而今，他也在为弄清弟弟的病四处奔波了。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喻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