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冲动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考察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每次掀起的乡建浪潮，都成为社会结构、形态发生较大变化的前兆。

　　五四运动中兴起的平民主义、人道主义是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北大教授钱理群说，

“五四时期，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觉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三大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和农民的发现，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农民的发现，第一次使得身处小农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命运与农民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青年与农村》中，李大钊写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劳动阶层是农民……他们不解放，就是我们全体国民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苦痛；他们的愚昧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昧。”

　　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相结合的声音由此产生。一个口号在整个20世纪响彻了中国大地——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这一口号在30年代知识分子下乡运动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开始产生分野：革命，抑或改良？

　　改良的一派，被称为“乡村建设派”。

　　1929年起，耶鲁大学回来的晏阳初博士开始接手河北定县一直在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

　　晏阳初认为，农村问题的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愚(没有文化)、穷(贫穷)、弱(身体太弱)、私(自私)。为此，针对愚，他提出要搞平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艺术教育，他设想让受过平民教育的青年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对于贫，要搞生计教育，这就需要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此外农民要组织起来，办生产合作社，还要关注工业的发展；针对弱，他认为要进行卫生教育，核心就是要建立农村保健制度，保证农民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针对私，他主张民主教育，在家庭中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公民常识、政治道德、现代民主观念，这样才能发展地方民主。这四大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教育和培养。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使得“rural construction”(乡村建设)成为国际显学，他个人也因此在1943年和爱因斯坦一起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

　　与此同时，梁漱溟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希望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新技术，来重建民族新文化。

　　与晏阳初、梁漱溟同期的，还有陶行知在南京晓庄的“教育乡建”，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业乡建”，以及由外来传教士柏格理及继任者在贵州石门坎的“宗教与科教乡建”等等。当其时，作为救民救国运动一部分的乡村建设，成为中外知识分子推动的非常流行的社会实践运动。据当时的统计，全国有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建了1000多个试验区。但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这些地区多被日军占领，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

　　但是抗日战争所产生的全国大流亡反而给主张从根本制度上进行乡建的革命派以更大的空间。知识分子从大中小城市来到了穷乡僻壤，广泛地走近农民，对农民农村问题取得了进一步认识。这个时期，一是有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另外就是指导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不再是30年代“启蒙与被启蒙”式的，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变成了受教育者。毛泽东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比，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沾着牛屎，但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1942年到1945年，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农村开展了几个大运动：大众教育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这带来了边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全面的发展，也使共产党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不过，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还是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当这些知识青年真正到了农村以后，他们就与底层的中国农民有了接触，对中国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段经历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还带去了一部分知识和科技，对农村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到了文革后期，有一批知识青年聚合起来组成后来所谓的“民间思想村落”，思考中国的根本大问题，一定程度上在思想和人才上酝酿了后来的改革开放。

　　到了80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回城，下乡运动基本上停下来了。再往后，虽然在政府的主导下，乡村建设继续推进，但如“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在其中是缺席的。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温铁军等学者建立被称为“后定县实验”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支持引导了120个高校学生三农社团的成立与支农。

　　这期间，还有更多零星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的乡建，包括茅于轼在山西龙水头村的小额信贷试验，高战在江苏沭阳官墩乡成立的农会，陈江华、王军华在济南殷家岭村成立的第一所农村社区学校，于建嵘在山东邹平开设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等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何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