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首席评论：教育部对产业化说“不”值得鼓励

　　□李隼

　　据新华社北京2月27日消息，对于争议颇多的教育产业化观点，教育部官员明确表态：“反对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的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大潮的涌起，从最初的西方经济学的一种理论引

介（以美国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在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为代表），到后来的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权威诠释和政策推广（如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科学家汤敏），再到后来的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各类教育机构的踊跃实践，这种适用性并不广泛的教育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竟然如水银落地一般，快速地渗透到了教育事业的方方面面。先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各类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的“破墙开店”，校产出租、转让，部分教师受到鼓励经商下海，兴办产业等等，喧嚣一时，蔚为壮观。其后，经过1997年高校收费制的全面启动与本世纪初的高校扩招的膨胀，大量“国有民办”、“民办公助”、“一校两制”、“校中校”、靠卖牌子赚钱的“二级学院”等等教育“新事物”开始泛滥；这样的产业化，固然带来了明显的益处———宏观上来看，新学校越来越多，提供的学位从数量上讲也在大幅度增长，受教育者的选择机会应该明显增多了。可事与愿违，上不起学，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都负担不起的人却有增长的趋势。面对这样的产业化泡沫，无论教育产业的“蛋糕”，做的再大，教育官员眼中的“教育发展”的速度再快，若公民的教育权利无法确保，国家层面的教育公平难以推行，这种形势长期不能扭转，教育产业化的路子遭到质疑，甚至挨骂，同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中激起的民怨一样，将会愈演愈烈！

　　在两会前夕，教育主管部门现在终于站出来明确地说，“从来都反对教育产业化”，而且切实地发起了号召，要求全民响应。而事实上，教育产业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遍地开花了。既然从来反对，奈何产业的“硕果”累累？此处还是不揪历史的辫子，致力于解决问题吧。

　　教育主管部门解释，要把“产业化”的“化”字去掉，重申“教育的公益性原则”。这个认识无疑是清醒的。按照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教育应该有层次之分，各类层次的教育，其性质是不同的。其中的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无条件提供。政府的投入必须能够满足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义务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这个领域，是不能够引入市场机制，依靠价格杠杆，通过供求关系的调节，来“产业化”的。至于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可以有市场化的相对广泛的空间，但也不能全交给市场，甚至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以及那些教育投入与经济产出不那么明显的基础教育学科，最好还是由国家担负起责任来，对于一个以“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来力求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把所有教育产品完全当作私人消费品，过于相信市场，忽视市场反应的相对滞后性，从而大举施行产业化教育政策，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同不成功的医疗和住房改革带来的恶果一样，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不能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路径的备选项。

　　破解教育产业化的迷局，要正本清源，可以有教育产业，却不能有教育产业化。从现实条件上来说，也应反对。一方面是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并不高，教育支出不能成为其才脱贫又返困的主因之一。另一方面，虽然国家一直通过各种决议和发展纲要来表态，要逐年提高教育的财政投入，目标是在上个世纪末达到GDP的4%，遗憾的是，并没有实现。按照教育部长周济前日的答记者问中介绍，“中国现在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确实是不太高，占到2.79%（2004年数据，世界平均水平是4.2%）”，教育投入的实际大约是5％稍强，其中差额主要是由受教育者们贡献的，客观上，是“教育产业化的贡献”。反对教育产业化，必须将加大国家财政的教育投入的战略思想贯彻到实践中去。

　　无论如何，教育部“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声音是值得鼓励的。对“教育产业化”政策进行取舍，以及衡量“教育产业化”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它是否有助于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得到最大的满足。从各种教育腐败现象看，现行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使得公民的这一基本自由权利受到了限制。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