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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为9亿农民的利益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01:40 新京报

  

建设新农村,为9亿农民的利益

  1 记者闾宏

  崇义县地处江西省西南边陲,人口19.7万;2004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55亿元。该县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自主创收。

  2 记者李艳

  华西村,位处江苏江阴华士镇以西,现有人口3万余,面积30平方公里。2005年销售额307.8亿。被称为“天下第一村”。

  3 记者秦文

  大王村,地处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大王三官庙乡。面积1221平方公里,总人口87万人。2005年,该乡所有中小学生免收学杂费。

  4 记者钱昊平

  闫家村,地处吉林四平梨花镇。2005年全村610户,2290人,人均收入4401元。2004年,农民自发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

  5 记者朝格图

  窦店村,地处北京市房山区。人口3666,耕地3070亩,2005年村纯收入4158万元,人均纯收入10436元。和市区齐步跑,达成城乡统筹发展。

  时光回到1978年冬,安徽一个普通的村子,18户村民砸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将土地承包到户,这一在当时被认为提着脑袋做出的举动,不承想却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由此诞生,这就是小岗村,从此,在中国农村贫瘠的土地上,由饥饿到温饱,积极取代消极,计划也让渡市场。

  20多年后,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当年的4亿多减至2610万,针对农民系列利好的政策相继出台,仅今年全面减免的“皇粮国税”去年就为农民减负220亿,但“三农”问题并未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均收入3255元的农民比城镇人少了7283元,相对差距1比3.22,先不说滞后的村庄建设规划,也不说缺失的长效投入机制,更别说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就是当年带领农民摆脱饥饿的小农经济模式也面临着增收的乏力。

  “出个高中生,多个贫困户;出个大学生,多个破产户”,这是部分农村地区的写照,尤其是中西部,公共卫生医疗、养老保障、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同是他们迫切的祈望。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三农”问题已面临一个新的发展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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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显然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视野,从去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到今年全国两会前胡锦涛、温家宝主持200余名省部级高官集训,在全国范围内,对新乡村运动的关注已达到极致。

  什么是新农村?如何建设新农村?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简单的20字方针是见诸中央文件对新农村内涵的概括。

  而从国家层面来说,农村建设思路之变是不再只提经济建设,而是加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提,五个方面的举措并用,这就使得国家建设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更开阔,制定农村政策更有远见。

  “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的角色不再单纯是营养的奉献者,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实惠。

  温家宝在中央党校新农村研讨会上的讲话材料显示,中央的保障政策是“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

  作为城市而言,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农村发展,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浓厚氛围。

  一个数据是,今年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对农村基层转移支付也将超过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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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或者转移支付,不能以单个项目推进,否则容易在基层形成为了争项目出现不切实际的指标化建设。

  更要警惕的是,在后农业税时代,对于已经入不敷出的基层政府来讲,监督力度不够,项目带动的资金难以真正用于项目建设。

  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更不可以“万丈豪情”搞大跃进,建设新农村也并非一蹴而就,并且拒绝不切实际地在农村搞各式各样要大量投入的运动和工程;应该将有限的国家投入,转化为最多的农民福利,而国家的转移支付,应将部分可支配公共事业资金直接投入到村级组织,由村民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决策使用。

  就新农村建设模式而言,也决不能指标量化,不能搞统一的标准,用国家领导人的话说,新农村建设更不等于村庄建设,应该尊重农民意愿,进行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各种农村建设模式,目的只有一个,在增加物质收入的基础上,让农民快乐地生活,民主决策,并有条件享受文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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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讲,不考虑这种给予,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无疑仍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而国家也不可能在偌大的农村一直“输血”,无庸置疑的是,农民仍然是建设他们自己家园的中坚力量,而且只有消除这些要素使用方面的障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他们的家园,经济才能快速、健康发展。

  但摆在9亿农民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曾经依靠劳动力增收的小农经济模式也不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更难以规模生产、经营。

  同时作为另一要素的土地,也因为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每年被征近20万公顷,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农民利益的流失。

  可以期待的是,对失地农民提高补偿、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并纳入当地城镇社保体系,这是在新农村建设下中国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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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批评大寨的地方自身发展缓慢,一些没有象小岗村那样搞承包的村子,集体经济发展红火。”

  这是一些专家的断言,而似乎可以印证的是,南街村、华西村、窦店这些致富的村庄,恰恰均坚持了集体经济道路至今,在华南珠三角地区的农村,特别是靠近城市、工业区、交通要道的郊区,将土地资源集中运作集体分红,完全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村民的住房、看病、养老问题。

  但这些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恰恰说明了农村发展的多元化。

  实际上,本次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中西部或者相对落后的地区,但可以受到启示的是,让农民进行经济合作不可谓不是解决三农问题进行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一种尝试。

  如今的合作并非去改变农村经济制度和土地制度,更不是重回大锅饭时代,而是在有限的土地上,为了增加更大的产值或者减少成本,改变小农“势单力薄”的命运,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谈判力。

  比如江西崇义县经济合作社租赁农场农民入股分红,公司加农户种植养殖,官办组织经济联合总会把握农村产业发展方向,就使得农民增收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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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在农民联合的基础上,也为资金互助提供了可能。

  作为农村发展要素的资本有限,农民借贷受限颇多,也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问题,类似于吉林四平搞的农民内部资金互助成为游离在政策外的一种尝试,但确实为农民发展生产增收带来了收益。

  2月23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指出,农村金融服务的改善已刻不容缓,需要对农村金融改革整体推进,来解决“三农”金融需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迫切的是,应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合力。

  放得更宽的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表示,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这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将出现重大突破,农民或许能够获得更多发展生产的源动力和能量。

  ■相关文件

  1、1982年1月1日,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2、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3、1984年1月1日,《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4、1985年1月,《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5、1986年1月1日,《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6、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7、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8、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文/刘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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