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路 一定会越走越宽

　　【核心提示】

　　据调查，目前，河南人在北京创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约300所，占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总数的3/4；其中，由信阳市务工人员创办的有140所。现在，北京市比较知名的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等几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均为信阳市务工人员创办。

　　张保贵，信阳市固始县人，1993年9月，他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被称为“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第一人”。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现任北京社会小学校长张保贵、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他们办学的酸甜苦辣，也正是大多数创办这类学校的人正在品尝或者已经品尝过的滋味。

　　第一个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一个学校18名学生

　　1993年6月以前，张保贵在老家固始县蒋集镇三里村小学当老师。那年暑假，张保贵参与该乡的失学儿童普查活动，调查中他发现，该乡不少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有到学校上学，很多家长在“就学所在地”一栏中填上“北京”。

　　真的有那么多孩子在北京读书吗？1993年暑假，固执的张保贵在取得学校领导的同意后，只身来到北京做实地调查。

　　“他们根本没有学校可上，到了上学年龄，就没有入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保贵至今还很心疼，“我发现，父母在北京卖菜的，孩子就蹲在菜摊前；家长是收废品的，就把孩子放在板车上，走到哪儿，拉到哪儿……”

　　这次调查，张保贵花了20天时间。教师出身的张保贵“心像被人揪过一样疼”。

　　“父母都是农民工，不能再让他们的子女也像他们一样”。在北京的20天，张保贵的这个担忧与日俱增。“我在北京办一所学校，你们愿意把孩子送来上学吗？”张保贵开始在老乡之间走访。

　　“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呀，张老师，你来吧！”张保贵的想法受到老乡们的欢迎。

　　1993年8月，在老家教了15年语文的张保贵辞职了。

　　同年9月1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后八家村的一个存放废品的空地上，张保贵的农民工子弟小学开学了。

　　“1间教室，2个年级，18名学生。”张保贵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家底，“课桌是砖头垒的，教师只有我一个人，当时一年级12人，二年级6人，我既是校长也是老师，上了一年级的课又上二年级的。课本是我从固始县新华书店买的。”

　　就这样，1993年，因为张保贵，18个孩子在北京有了学上。

　　11年间搬了10次家

　　在北京办学，并没有张保贵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

　　“从开始到2004年8月前，我的学校11年搬了10次家，刚刚垒了一个像样的窝，过不了多久就被拆了，再四处找地方，再建……”张保贵猛抽了一口烟，“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脱胎换骨。”

　　1996年，张保贵的学校已经拥有300多名学生，但就在这年冬天，后八家村委会以“没有正式批文”为由，锁上了他的教室。

　　3周后，他好不容易在3里之外的清河镇找到了一个存放粮食的仓库，并租了下来做教室。

　　“早上，学生在学校原址集合，再由老师带到3里之外的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再把学生送回原地，让家长们接回。”说起这段往事，张保贵很寒心，“3里地呀，都是不通车的小道，我们就这样带着300多名学生往返了3个月。”

　　3个月后，清河镇以同样的理由让张保贵把学校搬走。“漂泊，不停地漂泊，就连课桌也是漂泊的。”张保贵这样总结2004年。

　　第一个取得合法办学资格

　　温家宝总理的一句寄语，迎来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春天。

　　“同在蓝天下，共同进步成长。”2003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专程到北京玉泉路小学看望在那里上学的农民工子弟，并在黑板上写下这样的板书。“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春天来了。”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说。

　　同是信阳人，同在北京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易本耀显然比张保贵幸运得多，10年办学中，行知实验学校只搬了5次家，并于2003年12月12日，获得了合法的办学资格。

　　“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易本耀长叹了一口气。

　　2004年5月29日，这一天，易本耀一生也无法忘记。这一天，该校学前班和一、二年级共110名学生受邀参加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幼儿园小朋友们的联欢活动。温家宝、王岐山等国家和北京市的领导也应邀一同参与联欢。

　　“坐在温家宝总理旁边的两名学生，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个叫李帅，一个叫闫天赐。”易本耀兴奋地向记者介绍，联欢过程中，温总理询问两个孩子学习上需要什么，当李帅说就是想要一个新书包时，她的愿望实现了：联欢活动结束后，温总理送给他俩每人一个崭新的书包。

　　2004年2月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民工首次和“工人”、“知识分子”一样成为一种合法的职业身份，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成了党的意志。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审批标准也开始松动。到2004年7月底，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等1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陆续被批准为合法办学学校。

　　好难好难，但路越走越宽

　　“在安全、师资、卫生三方面达到标准的，我们放宽其他的条件，批准为合法办学学校。”昨天上午，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已经在扶持一批规范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将这些学校纳入我们的正常管理，并向这些学校投资了课桌、多媒体、体育器材等。”

　　“30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中，没有一所拥有自己固定的教育用地，都是临时租用或者租地建校，这就意味着搬家还要继续。”易本耀痛心地说。

　　因为学校频繁迁址，学生学习受到影响，生源流失，更严重的是给这些农民工子弟的心理上带来巨大压力，易本耀和他的同行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同时，农民工子弟学校能否享受“两免一补”的阳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能不能像公办学校的老师那样评职称、计算工龄……这些都是悬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建者头上的疑云。

　　“从最初搭建在垃圾堆旁的简易棚，到现在拥有2所学校、1500多名学生的局面，我走了14年，办学初期的艰难竟然成为我人生中的一大财富，它促使我坚强地走到了今天，真的，好难好难，但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路我们还在继续走着，并且，路越走越宽，由最初的当地部门强行取缔，到如今的扶持，让我看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曙光。”张保贵这样说。

　　“当初那么难，我们都走过来了，现在我们的身份有望合法化，又有家乡各级领导的关怀，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昨天中午，信阳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在聚会时，举起了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