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工被扣南非续：女工家属讲述被骗过程

　　事件回放

　　23名来自上海南汇区的女工，从2005年10月份起，分批到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一家服装厂打工，遭遇到工资被扣、护照被押，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处境。由于得不到证件无法回国，受困南非，被迫向中国驻当地领事馆和国内求助，引起了当地和国内的极大关注。

　　“我现在只求她能安全回来。”69岁的周沈冰眼泪直打转。

　　当得知女儿周桂珍南非打工被困后，周沈冰连续两晚没睡觉。3月1日夜，这位南汇区祝桥镇新东村的老农得知记者前来，执意让女婿开摩托车送他到当地办事处向我们反映情况，眼睛仍然通红。

　　一同来的，还有10多个被困在南非的女工的丈夫、父亲。十几个男人，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屋里，沉默、愤怒、激动，深深为远方的亲人担忧，就盼她们早回家……

　　凌晨4点半的短信

　　手机屏上，只8个字：“救救我们，救救我们！”短信发送时间：2月20日凌晨4点25分。

　　“这是我老婆浦国妹发来的短信，一看这条消息，当时几乎昏过去，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23个被困女工之一浦国妹的丈夫张国才一见到记者，就掏出手机翻出妻子发给他的短信，焦躁地说。

　　此次被困南非的23名南汇女工，大半是祝桥镇新东村的村民。3月1日下午，记者在赶往新东村途中与祝桥镇政府取得了联系，副镇长严亦军表示，他们已知道这件事，他已经责成镇有关劳动保障部门查明情况，并准备对女工家属进行安抚工作，并配合做好善后事宜。

　　下午4点，记者来到新东村，恰好遇见了被困女工方卫珍的丈夫范正军，他正为这事焦灼不已，一听是解放日报记者来了解情况，立刻联系，前后来了十四五个被困女工的亲属，都要反映自己家人的遭遇。

　　七嘴八舌，每个人都说，自去年10月份她们出去，几乎所有从南非打回上海的电话和短信，都在凌晨4点多。

　　为什么？“老板黑。她们每天要做15个小时左右，从早上8点一直加班到晚上11点，快下班的时候才敢打电话，南非与中国时差6小时，那时上海正好凌晨4点多。”范正军说，“就这么干，老板还说是工作淡季，结果4个月只发了500多兰特（当地货币，1兰特约为1.3元人民币），她们吃住的也不好，睡地板，吃咸菜，根本不把女工当人。”

　　向记者反映亲人的遭遇，丈夫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掏出手机，按出一条条保存完好的短信。这，是他们与妻子们曾经最重要的联系方法，谁知道现在成了每每揪心的来源。

　　其实，就在张国才收到妻子求救短信的那天凌晨，其他女工的丈夫们几乎都收到相同的一条消息：你还认我这个妻子吗？要是认，明天和其他人联系，一起去报案……

　　“她们再也忍不住了。”范正军说，“在上海签合同的时候，合同上写着保证每月3300兰特的最低工资，而到了那边以后就没有了。刚过完元旦，老婆和我在电话中说话的声音就变了，和我哭着说干不下去了，她骂老板不是人。但当时我还劝她，毕竟当时我们是借钱出去打工的，还得还钱啊。”

　　但是，1个多月过去了，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工钱更是一分没有。女工朱正芳的丈夫倪伟东对记者说：“她发消息给我，说休息日出门买东西，老板都禁止了。甚至不给她们买电话卡，不让她们用手机，不要她们和我们说话。她后来又打电话跟我哭着说老板动不动就骂她们，说有个姐妹衣服钉错了一个扣子就扣了500兰特。”

　　2月21日，女工和厂主的矛盾终于激化了。张国才说：“那天晚上10点多，我老婆打来了电话，她大声哭着对我说，她们和老板的手下打了起来，她们罢工了，还通知了领事馆。我们也急了，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南汇区公安局报案。”

　　事情并为就此结束，尽管第二天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就到工厂了解情况，调解矛盾，要求工厂善待纺织女工，但女工周红青的丈夫钟士彬对记者说：“第二天早晨她打电话给我，说就在那天晚上，老板扬言要搞死她们。在工厂的大门外，好几个拿着冲锋枪的当地人转了好久。”

　　在女工们不断的求救下，总领馆加大干涉力度，在当地上海工商联谊总会和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配合下，与工厂主进行了谈判。女工朱建芳的丈夫华军宇找到一条妻子当时发来的短信，发送时间为27日22点50分：“老公，我们今天和厂长谈判了，他答应了我们3个条件，我可以回来了。”

　　事情终于逐渐平息下来，厂主初步同意，归还所欠女工工资和押金，对愿意回国的女工，归还其护照并联系回国。不过，厂主也提出，很难一下子拿出所有现金，希望能分期分批补发工资和押金，最迟3个月内都可以回国。

　　在华军宇的手机上，妻子朱建芳3月1日凌晨发给他的消息让这一周来焦急万分的汉子松了口气：“亲爱的老公，我们4个人住在南非华人警民中心给我们安排的旅馆里，你们放心。”

　　只盼安全到家

　　妻子朱建芳的短信让华军宇松了口气，但其他女工呢？

　　没有这两天都要回家的消息。“至于朱建芳能不能这两天回来，我也没有底。”华军宇说。“护照和证件还都在老板手里，工资也没有发，能不能按时登机，还不知道。”

　　“咋办，咋办？”老人周沈冰不住地说，“能早点安全回来就好。现在悔呀，就少说了一句，去那个地方打工，太不保险。”

　　在一旁，方卫珍的丈夫范正军发呆：“家里的老人，至今不敢让他们知道，就害怕二老支持不住，还得骗他们说她在那边挺好的，就要回来了。”

　　女工陶洪娟的丈夫徐建国，在浦东国际机场上班，这几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浑浑噩噩，“我现在脑子里，满都是她什么时候能安全到家。现在，我每天凌晨4点都不由自主会醒，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

　　“元旦后老婆说不发工钱了，我当时去找介绍她们出国的中介人谈玉英，说她没按合同办事，她还安慰我说，没事的，就当旅游了。现在我们再去找她，干脆找不到她了，听说她已经躲到南非去了，你说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倪伟东说起来，至今愤愤不平，“不想了，不想了，我现在就天天烧香，保佑老婆能平安回来。”

　　尽管天已黑，人还不断赶来。周爱民是女工路建红的丈夫，进门时他在门口犹豫了好久，当问起他时，他却拉着记者的胳膊反问了起来：“你们知道吗？工厂里有4道大门啊，简直就像监狱一样，你们能联系到当地的警方吗？你们能让她们安全离开那个工厂吗？唉。”可说着说着，他却又抱头叹气起来，“原本听说当地治安不好，原想就在工厂里不出去，打工受三年苦，赚些钱。谁知道竟成了这个样子。”

　　“我更是每天脑子里一片空白，”张国才说。张国才的妻子浦国妹和小姨子浦国莉这次一同被困在南非，这些日子他已经完全扔开了建筑承包的活计，每天不断和其他几个女工的丈夫联系，“哪还有干活的心思，干不下去了，就盼着她们能平平安安回来。”

　　调查：一个骗局

　　据了解，这次女工出国过程中，已经暴露了不少可疑之处。女工朱建英的丈夫华军宇告诉记者：23名女工当时是分批去南非的，每次只走两三人。当时他的妻子在马来西亚转机时，公司派来送她们的人还把女工带进厕所，让她们自己往证件上贴上一张纸条，告诉她们只有这样做才能从马来西亚飞往南非。到达南非以后，老板又以改签签证的名义收走了所有女工的护照和签证，事后只发还了三张签证。而根据有关方面的鉴定，这三张所谓改签过的工作签证其实假的。

　　“我们现在这么惨，都是那个介绍我们出去的谈玉英，应该把她抓起来。”谈论到最后，所有的亲属都如此说，矛头全部对准了这个曾去过南非的邻镇妇女。

　　张国才回忆说：“谈玉英是惠南镇人。去年，她到我老婆工作的东海服装厂游说，每天都在距工厂大门不远的农工商超市门口和人说，那边工作如何轻松，保证3年赚20万。老婆回来跟我说，她和她们组的姐妹都去听了，当时谈玉英还拿出合同，上面有一条清楚地写着‘每月最低工资3300兰特’，做满3年，再赠送1000美元探亲费、包回国机票。后来，我们才在合同上签了字。”

　　20多户人家，就凭着谈玉英一个人天花乱坠的“南非打工经验谈”，竟全信了。

　　事实上，这件事还未平息。华军宇告诉记者，谈玉英仍然在南汇招工。原本10多个工人3月2日就要启程赴南非，仍然是交3.7万元人民币押金，他打电话过去提醒对方，却招来对方一顿臭骂，说他妒忌她们的好事，直到此次事发，方才醒悟这是个骗局，及时中止了行程。

　　善良的人，要警惕啊。

　　截稿前，被困女工朱建芳的丈夫华军宇告诉记者，妻子已确定，她和其他3位女工将于今天下午搭乘飞机回国。

　　截稿前，记者与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联系，徐德福领事介绍，其他女工回国的有关事宜，领馆还正在与工厂主接洽中……

　　如何避免出国务工受骗

　　记者昨采访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国际劳务输出负责人王峰。他首先肯定，此次23个女工被骗受困南非，原由出国务工手续不合法，因为个人是绝没有资格介绍人出国务工的。

　　王峰介绍，要出国打工，必须通过正规的劳务输出公司。这些公司都必须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资质认定，上海的对外劳务输出公司要在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备案，普通打工者都可以打电话到上海外经委确认劳务输出公司的资质。

　　其次，要出国打工，必须在国内就与国外公司签订好工作合同，合同还应在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并开出证明，合同与证明打工者都应有一份，可以备查。

　　此外，出国务工必须要有工作签证，而不能用旅游签证。打工者应该注意，旅游签证非常简单，一般很快就能拿到，而正常的工作签证都需要至少几周时间。因此，非常快拿到的签证，除了情况特殊，其它大部分很可能有假。 本报记者 梁建刚 实习生 魏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