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坟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本刊记者/吕娟 李云虹

　　2006年1月19日上午10点多，临近春节，零下13度的严寒显然没有逼退北京市丰台区郑常庄乡公共汽车站 牌下等车的人群。一簇簇的人从车站边一个不断传出吆喝、叫卖声的小巷走出，缩着脖子，捂着耳朵，紧锁着眉头低声咒骂着 突袭的冷空气，将至的新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的脸上增添多少喜气与清爽。

　　巷内的蒋家坟村是我们这天采访的重点。一条一里多长的中心街道“有商户355家，其中90多家无营业执照，违 法棚、亭、阁299处”，这是我们之前从网络上查找到的关于它的信息。2006年北京市计划重点整治城八区五十多个城 中村，蒋家坟并不在其中，但是北京市社科院一份调研报告却指出，这里是北京市丰台区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角落”，聚集 着16000多人的外地打工者，超过当地居民与村民总和的5倍，一位通过考大学离开该村的年轻人嫌恶地形容自己的家乡 是深藏在北京城里的一块难以治愈的“癞疮”。

　　被遗忘的食租者

　　尽管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真实的蒋家坟仍旧出乎我们的意料。

　　通往蒋家坟的主街道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街道，最窄的地方仅一米多宽，一辆三轮车能造成这里通行的滞塞。街道两 边拥挤着数不清的小商铺，五金、百货、小餐馆、美发店，更多的是蹬着三轮叫卖的游商。为了招揽生意，店主们大多将货物 架搬到路边，时不时对着来往的人群慵懒地吆喝几嗓子。走过的行人肆无忌惮地朝路边吐口浓痰，恰好落在摆满热腾腾蒸笼的 包子铺前，老板不以为忤地瞄了一眼，继续她的叫卖。

　　空气中充斥着呛鼻的味道，几名路过公厕的男女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匆匆跑过，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公厕旁几米处的烤肉 摊前，几个操着外地口音的青年举着手中的烤串大快朵颐。

　　行至一里左右，一块立在巷口拐角处的锈迹斑驳的铁皮牌子告诉我们，蒋家坟到了。

　　对于初来乍到者，蒋家坟更像一个破败的迷宫。狭窄的胡同无规律地向不同方向曲折延伸着，看似到了一个死口，却 又魔术般从一侧长出条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幼臂”。破旧的四合院“争先恐后”地向路界扩张，简陋违章的小门脸挣扎着从 墙体间挤出。路面上污迹斑斑，随处可见的菜叶、垃圾甚至粪便，污水肆无忌惮地从两边房屋的下水管中流向路面，在低洼的 地方蓄成肮脏的水坑，又立刻结上一层薄冰。

　　虽是半上午，胡同里来往行走的人却很多，操着天南地北的方言。画着浓妆，穿着短裙的年轻女孩，抹着厚重发蜡， 西装革履行色匆匆的南方男人，巷角补鞋的鞋匠，穿着棉睡衣光脚趿着拖鞋在胡同里闲逛的妇女，还有坐在门前小凳上，用漠 然而浑浊的双眼巡视来往人群的老人。

　　沿路打听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是当地村民，一个一手端着盆洗头水，一手撸着滴水的头发的女人正从院内走出，慢 条斯理地询问我们是不是找房东，随后不等我们回答，重重地叩了几下院旁的铁皮门。半晌，一个中年妇女打开门，用惺忪的 睡眼打量我们，问想租什么样的房，得知是记者，她摆摆手，二话不说关上了房门。

　　一个好心的外地人告诉我们，当地的村民更喜欢别人叫他们房东，因为他们大多以出租房屋为生，相比房客，他们更 愿意在这个季节呆在家里。

　　走进杨大妈的小院时，她刚送走一个看房客。院子的过道两边各加盖了四间出租房，院子搭了顶，变成正屋，却没有 暖气。知道我们是记者，她两手往袖口里一揣，深陷的颊窝牵出嘲讽的冷笑，鼻子里挤出一声哼，“你能帮我们说实话吗？” 随后转身撩起门帘进了里屋，但并没有阻止我们跟入。

　　虽是白天，屋里却漆黑一片，“停电了”，杨大妈说，“这是常事。”

　　虽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但杨大妈的话语却因愤懑而零乱，几番交流，我们终于拼凑出她的故事。

　　杨大妈四十年前嫁到蒋家坟，那时全村以种蔬菜大棚为业，够吃够喝。1992年蒋家坟农地被开发商占用，全村人 失了地，没了收入。按照政策，她和74岁的老伴转了居民户口，每月拿340元的退休费，患尿毒症的老伴每年光医药费就 得七八万，而转居后的医疗保险才能报销30％，生活入不敷出，全村人开始逐渐在自家院里院外加盖几间房出租给外地人， 赚取租金成了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开发商要拆迁的风声时不时地传出，届时只给每家按面积每平米补偿三千多元，不得 回迁。年轻人面临两种选择，要不领5万元的遣散费，要不接受安置在开发商公司做保洁等工作，每月几百元工资，但这样的 工作也没维持几年，现在80％的村民都赋闲在家。

　　“要我们活就活，要我们死就死”，杨大妈斜倚在墙边，恨恨地反复重复这句话。“你们替我们反映反映，真拆了， 我们住哪儿去？在这儿破平房里，捡点柴火烧锅菜粥窝头还能活，楼房却是买得起住不起，哪来的钱养它呢？”

　　赤脚律师

　　据杨大妈说，村里部分人转成居民后，形成现在的农居混杂，村东头是居委会，村西头是大队，两套班子，双重管理 。

　　蒋家坟的居委会是间路边的平房。正伸手在炉边烤火的工作人员张爱英(化名)听说我们是记者，立刻站起身要带我 们“去看蒋家坟真实的情况”，脸上的表情似乎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

　　张爱英走路很快，一路带着我们穿过堆满垃圾、污水横流的几条小巷，边走边比划“这儿，这儿，还有那儿，以前干 净着呢，种地回来街上胡同里整整齐齐，早晚有人打扫，现在你看，这还是正常的生活吗？”

　　张爱英带我们来到她家，一个临时搭建的小阁楼，在破木板搭成的楼梯拐角，她停下来，指着楼下堆满垃圾的荒地， “这以前都是菜地，开发商占了以后，常年荒着不开发，要不租给废品收购站，全村光这样的废品站有十多个，都是在居住区 ，从早到晚叮呤哐啷，白天黑夜地烧着电线、胶皮、塑料，空气污染严重极了。”随后她指着楼下来往的行人，“外地人比本 地人还多，收废品捡破烂的，收不着就偷，抢，看你家炖肉他连锅端，现在谁家不丢个东西那叫不正常。”

　　走进屋内，张爱英指着沙发上坐着的一个中年妇女，“你们采访她吧，因为拆房，她都喝敌敌畏了。”

　　这个女人叫周夏菊(化名)，41岁，魏家村人，张爱英的中学同学。魏家村与蒋家坟两村紧挨，过去同属一个大队 管理。2002年10月25日，开发商在魏家村贴出拆迁的公告，每平米补偿3150元。到目前，全村只剩周夏菊和其他 5户没有搬，因为“开发商拆迁手续不合法”，周夏菊解释说，这几年她一直跟开发商对抗，“他们雇人到我家砸门、泼粪、 扔大爆竹，想逼走我，可我走了就没有活路，他们不准魏家村人回迁，要回来就按每平米8500块钱买，谁买得起？”

　　周夏菊说虽没搬，但自家现在已没法住人，三天两头停水，电压最高时只有150伏，“电器基本都烧坏了”，无奈 ，只能在老同学家暂住。

　　谈话间，一个戴着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进入，张爱英介绍说，这是他的丈夫李维德(化名)。

　　李维德还有一个身份，被拆迁农户的诉讼代理人，“我没考过律师本，可我敢替老百姓说话”，他走进里屋，从布帘 里探出头，“他们都叫我赤脚律师”，随后，他抱出一摞一尺多厚的材料。

　　“这都是我拿命换来的”，李维德指着材料，“谁拿着它明天就能成富翁。”

　　他摊开材料，“看到没有，从拆迁批文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全是造假。”

　　李维德说这些材料是开发商的“罪证”。他曾去过北京市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查档，根据规划局的档案显示，蒋家坟 与魏家村所在的青塔除了1999年因市政道路建设被国家征用24.27亩的农地外，至今都没有再被列入市政规划。按照 法律，因公共建设征用基本农田超过35公顷的，必须由国务院批准，而蒋家坟与魏家村53公顷的粮田与宅基地却被开发商 轻易地占用开发商业楼盘。“你看”，他指着手中的资料，“他们把我们的农地宅基地改成了‘其他’,更荒谬的是明明拆的 是西区的魏村，提供的却是东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甚至连这个证都是假的，”李维德指着落款，“连章都没有盖。”

　　虽然握着这些证据，李维德代理的这起行政官司一审却打输了，二审的判决等了一年多仍没有音信。“我没输在‘理 ’上，而是输在‘世’上”，他的语调转为激愤，“明明知道是蚂蚁扳大树，我就是要抱打不平”，他再次拿起那些材料，“ 我没什么文化，可现在所有北京市拆迁方面的证件，拿出来我就能看出是真是假，老百姓都认我。”随后他神秘地一笑，“你 知道开发商给我起了个什么外号吗——拆迁的搅屎棍！”他抬高声音，语气里透出得意。

　　李维德说他为代理魏家村拆迁的官司付出了很大代价，“开发商派人砸了我家的八间房，所以现在才搬到这个小阁楼 。”两年前的一天，一群人冲到李维德家寻衅，“幸亏我们有这个”，李维德从抽屉里掏出一把灭火气枪，“六米之内能把人 喷倒，但不伤人”，“这里家家户户都备着这个。”即便如此，李维德仍受了伤，他撩起衣服，让我们看他的伤口，露出了腰 间缠的一条红色的腰带。

　　“我们卢沟桥公社以前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李维德感慨，“地理位置相当好，那时人都挤破头来这儿，谁想到现 在变成这样呢？”

　　“这些你们都能报吗？”他笑着反问记者，带着一丝挑衅，但随后又坐在椅子上，一段难得的沉默后，他抬起头，“ 尽量给我们反映反映吧”，他的语气转为低落，“现在这里的人生活水平大不如以前了，大家都害怕，魏家村的今天就是蒋家 坟的明天啊。”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2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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