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吴艳霞)“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专家，如果三个月不到病房，再去时就会发现，那些药我都不认识了。仔细一看，药的成分没变，价格却涨了不少。”两会上，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李春岩委员。
李春岩委员指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首先要解决药品虚高的问题，而其中症结，则在于体制不顺畅。从药品出厂到医生开方，中间的流通环节太多。虽然国家一直在采取
措施，定期对一批药品限价，但是，这些限价的药，很快就不怎么开了，而药厂稍加改换，变个包装，换个药名，重新上市，这药就贵了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所以，老百姓看到，出厂时3块多的药，标价到30多元，而到医院就卖到190多元的奇怪现象。而且，越小的公司，没有能力跟大公司去竞争，越会采取更多的不正当手段，给医生回扣越多。
“医生跟医药代表勾结，开大药方，拿回扣，拿红包，这种现象确实值得重视，但是，真正解决药价虚高，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最关键的环节却在药品的审批和流通环节。这个问题，不是一家医院或者一省的卫生部门能够解决的，源头在于体制，必须政府出面来整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流通环节。”李春岩委员认为，在整个链条中，到医生开药方，已经是最后一个环节了。药品的生产、准入和销售等环节，应当由政府严格控制。“李春岩曾经参加过石药一个新药上市的发布会，发现那种药耗费了三代人的时间和心血，石药公司用两个亿买来了专利生产权。新药研制并非易事，而我国一年审批的新药居然有几十万种，这样的生产规模简直是不可能的，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新药”能够经过审批上市？
李春岩委员认为，如果国家经过对药品成本、运输、保管等各个环节的核算之后，把药品的出厂价和零售价明码标价，严格执行零售价格，暴利也就不存在了。而那些医生们自然也就没有跟医药代表勾结开大药方的余地了。“或者可以让厂家和医药公司直销，中间环节减少了，医院的利润可以增加，而药价也降下来了，老百姓可以得到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