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商进京“钱”景难料

　　□本报记者 郝亚超

　　-新闻背景

　　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上个月，一拨优秀的商人，在北京受到以北京市国资委为代表的官方的欢迎，以及 媒体的热烈关注。身经百战、足迹遍布全球的温州人尽管

已经能做到荣辱不惊，但是其受到的重视程度，仍然超出他们中一些 人的意外。

　　温州商人名声在外，但是未必每个人都有与之直接接触的机会。此次温州商人高调来北京，让一些人更具体而细微地 了解了他们的行事方式及个性特点——肯创业、肯开拓、思维敏捷、内敛而又不绕弯子、行事谨慎而又有决断，从里到外都难 掩商人本色。

　　“这次招股是北京市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自然延续。北京市并不缺资金，更希望引入温州民营经济的先进理念。”北 交所总裁熊焰表示。

　　其实，所谓“先进理念”，具体起来不过是思维习惯和行事方式的集合而已。尽管已经有无数书籍大讲“温州商人成 功秘诀”，但是，不进行实际的接触，那永远都是带有浪漫色彩的教科书而已。

　　-事件回放

　　2005年9月20日，北京市国资委宣布，确定156家地方国企参加招股推介。于是，六必居、王致和、古船食 品等10多家京城老字号企业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相继挂牌。

　　2005年12月，北京产权交易所带着180多个北京国企招股项目，主动到浙江招商，在温州反应最为热烈。

　　2006年1月初，仅仅20天后，温州民营企业家就在温州的“两会”上开始集中讨论进京参与国企改制的问题， 并决定春节过后立即组团进京考察项目。

　　2006年2月上旬，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开始在当地“组团”，最终包括中驰财团、兴乐集团等40多家温州 知名企业财团与投资机构进京。

　　2006年2月25日，京温两地企业正式见面，并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建立起一个平台进行交流。为期两天的活动 ，引起北京各方关注。

　　2月25日，北京金融街洲际饭店五层。一方是北京市国有企业，另一方是由65家温州知名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组 成的北京投资考察团。据称，这些温州商人手握“百亿巨资”。

　　9时不到，几乎所有的温州企业家便已来到会场，静静地等待。在这些企业家的桌前，印有本次国企招股推介的《项 目集》无人翻动。

　　“不用看，我们心里早有底了。”一位考察团成员事后说：“来北京之前，我们已经收集了这次北京推出企业的大量 资料。这次来除了想和我们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建立初步联系，主要还是想看看北京这里的政策环境和政府态度到底如何，探探 虚实。”

　　温州企业家对拓展生意的热情从来都不会疲倦，永远兴致勃勃。一位曾经在安徽和江西等地购买数家国企的电器行业 企业家，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律师、会计师、技术专家和销售专家。

　　双方都很坦诚。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龚莉直接交出了底牌——在北京市国有经济的“

　　大名鼎鼎的中弛财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郑志荣也毫不保留对拓展外地的渴望——目前温州经济发展已陷入尴尬:缺人 、缺地、缺电，温州原来赖以盈利的主要行业轻工行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他们都希望能够进入技术壁垒较高的高科技 行业，转移在低端行业上的竞争压力，获得好的回报，而北京强大的技术能力是温州企业家非常渴望的。

　　“温州企业把北京和上海看得很重，把进军北京作为一次很好的树立形象的机会。”一位企业家说。

　　而在此之前的数年内，温州人已经在上海开始大举兼并国企，多数扭亏为赢，屡创佳绩，让外界刮目相看。

　　要求控股权

　　“革命不彻底，干脆别革命”，温州兴乐集团总裁虞文品在谈到控股权问题时表示，除非有特别好的项目可以从长计 议，否则要求控股权。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以后，温州企业家普遍要求取得控股权，而北京国企目前推出的很多好项目中，有 不少要求在引入新投资者以后仍由原股东控股。

　　关于控股权的要求映出温州商人的底色——如果仅仅是购得部分股份，他们在新公司中没有话语权，自己在温州所运 用的一系列企业管理方法也无法奏效。那样，企业资金无疑就成了为国企改革而“输血”。尽管温州商人敢闯敢干，但是他们 极少冲动，相反却有着对投资风险的超常把握能力。

　　“我们温州人的性格是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但是有一部分项目不让投资者控股，这和我们的作风有些抵触。”温州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

　　正是因为温州人脑子里“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意识，使温州人不甘于为他人打工，而是自己做老板。商业头脑的 培养，往往从小孩子时就根深蒂固了。

　　温州商人要求控股权，也基于南北方的文化差异。除了社会状况上的陌生之外，职工的安置、人力的管理、决策方式 以及做事风格的不同，潜在着运营中的风险：“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温州企业家来说，管理一大帮高级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 素质也是一个挑战。”这些温州商人对此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

　　“民企和国企本质是两种体制，理念和文化都不一样。温州的文化是重商，把经济利益看得很重。北京的国企讲得更 多的是稳定，文化的不同会带来冲突。还有一个机制的转换，民企进入国企，肯定要改变国企的机制，包括职工的工资、福利 制度等，都要按照民营企业这一套来做，肯定会有冲突。”周德文说。。

　　拒绝被“妖魔化”

　　温州资本的品性，曾经在“炒房”中广受质疑。而精明的温州人也时刻不忘申辩，以促进外界对温州商人以及商业精 神的理解。

　　在进军北京国企项目之前，在上海、东北、湖南、新疆等地投资国企项目也早已出现“温州军团”的身影，不仅有棉 花、房产，还有油井、煤矿。但在过往的对外投资中，温州民营资本屡遭“套牢”：南京夫子庙被套、遭遇2005年炒房滑 铁卢后撤离

　　“有的媒体说我们这次来京‘炒’国企，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合适。以前媒体是把温州‘妖魔化’了。”周德文在会场 上说。

　　“温州确实出了‘炒房团’，但那些相对于我们这些做实业的企业家来说，只能算‘老太太团’、家属团，真正的主 流温州企业家还是注重长线投资。”

　　“我们不是‘炒’不成房子，‘倒’不成煤了，才来北京‘炒’国企的。我们温州企业是来投资的，而不是来‘炒’ 的。事实上，投资产权的周期都比较长，不是我们能‘炒’得动的！相反，我们来北京投资改制的国企，是为了找到一个长期 、稳定的投资渠道。”周德文大声解释说。

　　产权界人士指出，温州财团已弱化了先前的投资冲动，投资趋向理性。投资国企跟“炒房”“炒煤”不同，因为企业 产权流动性不强，多数人投资是为了经营，“不象买房等着价一高就脱手。”“到北京投资，将解决急需对外扩张、可持续发 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还可以改善温州企业的形象。”一位温州企业家表示。

　　不断行走

　　“这两天中，他们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们善于实地考察，很少感觉到疲倦，而且很少有地域的概念。”一位跟踪采 访的记者表示。

　　其实，在温州商人的思维观念中，做生意就是一定要走出去。因此，相当多的温州人都是从小就出门“学徒”，而发 展事业也是四海为家，被称为“行商”。

　　“我前天还在国外，为了这个事情赶过来的，这个事情一结束，我还要去四川看另外一个项目，时间很紧的。”一位 企业家说。

　　在温州人看来，到四处去做生意，就是生活本身。跟旅游爱好者爱好旅游一样，四处拓展，就是他们的爱好。

　　温州人似乎从来不觉得外出考察市场、谈业务是出差。在温州，很多老板都是同时在不同城市经营几个项目，不断地 飞来飞去就像每天的上班一样。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大商帮：晋帮、徽帮、宁波帮等，其中宁波帮被称为“坐商”，而温州帮则被称为“行商”，温州 人多地少，饭都吃不饱，必须走出去，再加上公元12世纪温州地区“永嘉学派”提倡与朱熹的“轻利学说”正好相反的“通 商惠工、义利并举”学说，所以自古温州人就以工商业为主，轻仕途，走四方。这样才有了遍布五湖四海的温州人。

　　温州市目前有700万人口，在此之外，温州还有50万遍布海外的华人，经过多年积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成为 当地商界的重要力量。

　　另外，温州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有160多万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正在成为当地商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且已 经融入当地社会，并且正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进攻地产界，其中有多位已经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

　　据温州市人民银行统计，2002年12月20日到30日这10天时间里，就有232亿元汇款从银行汇到温州。 其中最大的一笔为9亿元，直接打到个人账户。2001年的统计是，仅散居国内的温州商人(不包括温州本地商人)所拥有 的资产总值就已超过1000亿元。而温州本地2002年实现的GDP为1055亿元，金融存款余额1414亿元。国内 其他各地温州人的经济总量是温州当地GDP的60％。

　　走出去才有机会，做“行商”，不做“坐商”，这是温州人生来就认可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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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全民皆商

　　温州人身上的商业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基因。据考查，始自宋朝。

　　自宋代以来，由于温州的地理位置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适宜躲避战乱，渐渐导致人多田少，“重农轻商”的思想难以 通行。

　　多山滨海的地理环境，在民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工商业经济，塑造了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

　　当时，活跃在温州的学者提出，不应“重义轻利”，而应该“义利并举”。以该思想为核心，渐渐形成一派学术—— 永嘉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叶适。叶适公开主张，只有士、农、工、商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天下才会太平 ，因此，“重农轻商”是不对的。他主张，政府应该像中国春秋时期的各国那样，以国家的力量扶持工商业发展。叶适提倡发 展商品经济，主张官府给工商业者经营自主权，反对通过国家控制并夺取工商业者的利益。

　　主张实效，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讲究变通，也是永嘉学派的基本观点。在他们看来，离开“功利”(实际利益 )去讲“道义”，“道义”就是没有用的空话，“道义”和“功利”应该是统一的。读书，研究，都应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 的。今天，人们在分析温州人不轻信教条和理论，一切从现实出发的创业文化时，都提到了宋代永嘉学派的思想理论的影响。 在人们看来，正是这种思想的代代相传，铸就了温州人重视工商、崇尚实干的灵魂。

　　这种地域文化的特点，经过永嘉学派学者的阐释，成为系统而明确的思想理论，又经过读书人的世代相传，构成了以 后历史发展中的“遗传基因”。近代，温州又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商埠，进出口贸易和外向型经济都有一定的规模，来自西 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得以传入。这种变化，也有利于温州传统的思想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温州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只有半亩，大约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1/3，全市2/3的 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时，国家出于备战的考虑在温州很少投资，温州不仅没有铁路，也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乡镇 企业也不多。温州人为生活所迫，只好背井离乡，前往外地谋生，或者依靠家庭作坊生产各式各样的小商品，农业方面很早就 出现包产到户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更是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逐步走上全民皆商之路。

　　温州“八大王”

　　当年在柳市第一个买

　　上世纪70年代末，刘大源开始穿梭于温州与上海之间倒卖螺丝，生意红火，人称“螺丝大王”。当时，柳市还有“ 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 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号称“八大王”。“八大王”应该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 经济的发祥地。

　　1981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组就已对“八大王”进行调查。1982年1月，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 急通知，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这一年，除了刘大源逃亡之外，其他7人都作为重 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20年之后，刘大源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

　　作为1978年之后温州第一代商人的代表，“八大王”大多没能在他们原有的事业上继续发展。因为他们在年富力 强的时候，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推动，心理遭遇到挫折。随着政策的变化，另一批更为年轻的柳市人借助社会大气候的改变乘 势而出，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这其中就包括从求精集团裂变出来的正泰和德力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