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区居委会资源配置不足

　　“华南板块”10万居民只有两个居委会

　　本报记者 程小琪 赵燕华

　　新社区居委会布局失衡

　　“现在社区出了什么事，包括协调邻里关系，我首先想到的是找物业管理，而居委会，我不知道在哪里。”居住在番禺区某大型楼盘的张先生直言，居委会和居民的关系不如物业公司来得紧密———这就是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广州，随着大型新社区的不断增加，居委会的资源配置显得滞后，使政府管理社会的基层组织，无法渗透到社区生活当中去，在很多方面难以代表居民利益，反映不了老百姓要求。

　　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100户至700户的范围内设立；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5－9人组成。

　　据记者调查，在房地产业迅猛发展的番禺区，居委会的建设显然跟不上楼盘社区崛起的速度。以华南板块为例，在南村镇建成的大型房地产项目有华南碧桂园、广地花园、锦绣香江花园、星河湾、华南新城、广州雅居乐花园等，目前已入住居民超过10万人，但除了星河湾小区设有居委会外，其余的小区均没有居委会，业主居民要办事，只能跑到南村镇辖内的一个居委会。

　　从整个城市来讲，社区居委会的布局不合理，机构配置不足，在广州的城郊接合部特别突出。“新建商品房小区的不断崛起，给城区的社区管理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海珠区政府一位官员说，10多年来，海珠区新建、在建的商品房小区有几十个，待全部入住后约有居民数十万户，占全区居民总户数的1/3。这些新社区最突出的是业主与物管公司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当前社区管理中的最大难题。

　　如何科学地根据各个社区入住户数，合理划分管辖范围？南景园居委会主任罗彩莲认为，并非每个楼盘小区都设立居委会，可以考虑将几个居住小区，科学合理地给予居委会人力资源的配置。

　　社区居委会功能弱化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目前广州一些社区居委会更多的时间是在“跑腿”。由于政府行政事务和社会管理的“下移”和扩张，居委会成为基层政权的“细胞”，政府只用行政标尺来考核它，而自治的这部分却缺少绩效考核。

　　“政府有多少个职能部门，社区就要对口多少类事务。”天河区一居委会主任坦言，低保、计生、治安、征兵、社会福利、纠纷调解方面的事情样样兼顾，社区压力大，琐碎事务多。

　　据调查，社区目前常年性工作、阶段性工作、季节性工作、临时性工作、报表台账等累计高达100余项；各种行政执法工作进社区已达20余项。而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社区既缺少相关部门的支持，又没有相应的职能权限采取行政手段，“责”重而“权”少，更加重了处理这些事务的难度。

　　这样的现象概括为“社区居委会给街道办跑腿”。如此多的“跑腿工作”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让居委干部疲于奔命，从而削弱了社区居委会最基本的自治和调解功能。

　　“政务”缠身、资源配置不足，导致居委会“疏离”新社区。居委会怎样从烦琐的“跑腿”工作中“解放”出来，还原居民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这是社区居委会面临的新课题。

　　区街一级政府应给予更多支持

　　据了解，社区居委会依靠区一级的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相当有限，因此，有建议认为，可通过社区的家政、就业等社会服务，解决部分资金短缺的问题；也可以利用社区离退休人员、小区业委会的代表来义务参与居委会的管理，成为居委会“编外人员”。

　　但是，对于业主与开发商、物管公司发生纠纷时，居委会能否作为“调解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广州市政协委员、越秀区人大代表吴名高认为，社区居委会难以胜任“调解人”身份，应依靠区街两级最基层的政府，同时他建议扶持成立小区业委会，形成强势后与开发商、物管公司进行对话和协商。

　　现实的情况是，目前广州社区成立业委会的比例非常小，一些业主对参与选举业委会十分冷淡。据广州市物业管理协会的统计，广州物业管理小区、大厦近4000个，现有业委会仅580个，广州有业委会小区的比例不到15%。

　　而一些法律界人士则认为，开发商与业委会本质上是一种商品交换和利益博弈关系。业委会是民法体系中的、以物业产权管理为目的的业主自治性组织，社区居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所以业委会应只对业主负责，而居委会只对居民负责。虽然《物业管理条例》对居委会的指导和监督职能作出了规定，但执行有一定困难，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显然缺乏指导和监督的力度。因此居委会要妥善解决好和业委会的关系。

　　有识人士还建议政府应给予社区居委会必要的支持，尤其是法律上支援，一方面可上移到街道、区一级，发挥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综合管理优势。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司法所、社会综合治理办、派出所，可以提供法律、政策方面的咨询等方面资源的支持，指导、帮助社区居委会实施调解工作。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