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奢望每个人都是“公益代言人”

　　“两会”刚刚拉开帷幕，就有特邀政协委员的“红包和谐论”受到广泛的质疑，一些“另类声音”也不被认可，如李银河“同性婚姻”提案、林毅夫的“并不完全赞成经济适用房”。基于此，不少论者认为要避免这样的言论，就应当致力于让每个代表都成为“公益代表”。这样的建议听起来颇为理想化———如果每个代表都是公益代表，那岂不是社会最大的福音，但问题是，如何让每个人成为公益代表？

　　公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并不意味着公益不能被定义，而是说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纯粹的公益，有的只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冲突。如果说作为社会中的人成为社会某个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这种“基于”人性的必然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某一个利益集团垄断“话语权”。毕竟，民主政治的本质就在于是“众议”而非“一言堂”。

　　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代言人，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理解和利益范围去思考和行动，不能指望谁在当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之后就摇身一变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利益难以实现，只要有民主制度和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不同的利益群体就能在博弈中实现公共利益。

　　既然“红包和谐论”是医务人员代表建立在医生利益之上的思考，那么民主程序中就应该有站在患者利益之上的提案，而最终能被通过的提案并不仅仅是前者或者后者，而是两者的综合考虑。消除不同人不同的利益诉求是不可能的，这是反自然法则反理性的想法，但民主制度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把人性中的这些“自利性”转变为“他利性”，不同的利益表达与不同的诉求会在彼此的交锋与碰撞中达到一种“双赢”，而公共利益也就在这些对私利的诉求中产生了。

　　事实上，这样的机制正在形成。“两会”代表、委员的组成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人都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期许。我们现在之所以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就在于在以往的博弈中，他们的声音缺席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媒体追捧“草根代表”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有“农民工”代表的真正目的所在。只有所有的利益群体的声音都能够出现在“两会”上，“两会”才能更好地反映民意、吸纳民意进而引领民意。这也对“两会”具体制度的构建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让各群体、各阶层的代表比例更为协调、更为科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解放日报》3月7日文/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