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政府创新：善治之道两会中来

　　伊歌

　　新闻背景：“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他们倾斜和转移，这就需要党政机关带头，遏制行政管理费的不断飙升。”（据《中国青年报》）

　　任玉岭委员披露的数字确实发人深省：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可他的治理思路却未必能药到病除———倡导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早已有之，为何“吃饭财政”(够发工资和吃饭)依然故我，甚至愈演愈烈？

　　艰苦奋斗的传统当然要坚持，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恐怕就坚持不了多久。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表明，行政管理系统有自我膨胀的原始冲动，因为管得越多、管得越宽，就意味着手中可支配的人财物就越多。对于这种“政府病”，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深受其苦，但也逐步摸索出一些治理之道。

　　比如美国，上世纪80年代，联邦财政和地方财政一度陷入空前的赤字危机，人们甚至以抗税来质疑和否定政府功能和开支的膨胀。克林顿上台后，发动了一场“寂静的革命”，由戈尔副总统领头搞出一份政府改革的全面方案，题目就是《从繁文缛节到以结果为主———创造一个花费少、收获多的政府》，结果成效显著：克林顿在任内摆脱了巨额财政赤字，还创造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

　　美国的药方未必适用于中国，但其政府创新的原则仍可资借鉴：成功的政府不是事无巨细都大包大揽的政府；政府应该把竞争观念以及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打破垄断格局；引导政府对其施政结果负责，引导节约杜绝浪费；引导政府重产出轻投入，重结果轻过程；等等。

　　政府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难以奏效。尤其是我们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很多纠缠不清，当务之急是确立“有限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将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还给市场和社会，从而减少“吃饭财政”的压力；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如“十一五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