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枫桥化解社会矛盾经验受中南海瞩目

　　举重若轻化解矛盾于无形

　　□本报记者周白

　　28名警察，保10万人平安

　　父亲跳起来说“不想活了”，儿子也放出话来：“总有一个要躺在地上。”

　　2006年2月27日傍晚，陆家父子的吵闹声惊动了邻居。他们立即通知陈贵忠；陈贵忠则马上给骆伟打了电话。

　　晚餐吃不成了，骆伟急匆匆地跨出了家门。妻子望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这段时间阴雨连绵，邻居们都是全家聚在一起，而她家数次被搅了晚餐。虽说她“感到很不爽”，但谁叫她的丈夫担任着枫溪村的村委会主任呢？

　　1组组长陈贵忠(化名)和几个村干部已经等候在陆家。骆伟让人将父子俩隔开，很细心地了解事情的缘由。他又打出了两个电话——一是给村支书蒋仲云，一是通知枫桥派出所公安。等警察赶来时，骆伟组织的村干部已经分别在做父子两人的思想工作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是你的爸爸，要是有个意外，你难道就不痛心？”人们劝慰说。两小时后，父子俩安静下来，清官了断一场家务事。

　　排解此类家庭矛盾，是骆伟等人职责之一。枫溪村所在的诸暨市枫桥镇——隶属浙江绍兴市，素以排解社会矛盾纠纷而闻名。43年前，“枫桥经验”就已被开国领袖认可。

　　诸暨市官员称：自2000年起，枫桥镇共发生纠纷约1570件，100％在镇村引导下进行了调解，其中98％获得成功，剩余的也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在近五年里，枫桥没有一起因矛盾纠纷调解不当引发的越级上访，也没有出现重大的治安问题。

　　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近三年来，中国公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下滑，而枫桥镇所在的诸暨，安全感却连续上升。

　　这些数据使2006年2月中旬前来考察的一位地方官员咋舌不已——枫桥派出所只有20多人，却保证了10万人辖区的宁静。而他们有200多名警察，所辖面积和人口远不如枫桥派出所，治安形势却远比枫桥“吃紧”。

　　几乎每年，中央的高级官员都会前往枫桥调研。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 枫桥经验”40周年纪念会上，对其在新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作了肯定。“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及时消除和排解不稳定因素，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和重大政治任务。”他解释说。2004年，罗干再次发表讲话总结枫桥经验。而浙江两任省委书记——张德江、习近平也曾着力推广“枫桥经验”。

　　枫桥镇所属的绍兴市，随后实施“平安绍兴”计划，当地党政在“枫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严密的运作体系，该市将梳理出来的51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责成副市长以上的官员牵头，落实相关职能部门和责任人，同时追究因工作不力造成重大不稳定事件相关人员的责任人。

　　消灭社会矛盾苗头

　　枫桥镇分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何浩挺认为，新“枫桥经验”是一套快速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作出反应、促使民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的协同机制。

　　其要求是，尽最大可能在矛盾激化前就将它化解掉。因此，这套机制里最核心的内容是“事前工作制”，包括机构设置、信息网络组建、预防及调解手段等等。

　　网络核心是一个“指挥中心”——综合治理工作委员会，由镇党委书记担任主任。下设“综合治理中心”，由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主任，再配备一个专职的常务副主任，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工作。综治中心设有窗口、调解委、信访办、维权办、司法所、警务室等机构。村民来反映问题，首先由窗口接待，窗口按问题的性质进行分解，发放到各相应的机构处理。

　　镇以下84个村分东、西、南、北、中5个片区，各设一个社区综治工作分中心，也设有和镇中心相应的机构。而村、组、企业，设综治工作组，由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任正副组长，负责治安、调解工作，镇政府在每个村派驻一名联村干部— —现在叫联村指导员，指导该村的行政事务，包括对矛盾的排解。村的综治工作组下面还有一些延伸的队伍，诸如调解办公室、村护村队、治保会、平安志愿者以及夜间巡防队等等，这些机构大多由村委会牵头，村民自发组织，自筹经费，少数由村支付一定的报酬。

　　每个村，设数名义务矛盾纠纷、信访信息员，负责收集矛盾纠纷、信访的苗头，以及不稳定的因素，第一时间向村综治工作组报告，也可以直接向综治工作分中心报告，村综治工作组、分中心要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介入，稳定事态发展。

　　“这些机构组成了一个纵横交织的网络，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并且保证有人出面解决问题。”枫桥镇综治中心副主任周关穆说。

　　三种调节与环环相扣

　　“事前工作制”另外的一个内容是预测工作。每半个月，由村干部带队进行一次矛盾纠纷不稳定因素的摸查行动—— 由联村干部带人到各村民小组，向信息员了解情况。一个村民小组约三五十户人家，信息员生活在其中，哪家平时有什么动静苗头都很清楚。

　　摸查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解：已经发生但还没有激化的矛盾纠纷；已进入调解的矛盾纠纷，其结果如何；一些可能发生矛盾纠纷的迹象。联村干部将信息汇总后报告给综治分中心，每个月的月底，再由分中心汇总报告给镇综治中心。镇综治中心要开一次例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看它们会否引起事端，会激化到哪一步，并商讨应对的办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使镇村各级对矛盾纠纷的信息了如指掌，能够从根子上对其进行化解。”周关穆说。

　　事前工作制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调解——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类型。

　　镇村设立的调解机构都属人民调解的范畴，镇上、分中心都设有专职的调解人员，村上则主要是兼职调解员——往往由支书、村委会主任以及一些德高望重的村民担任。一般的矛盾纠纷，首先由村一级调解，调解不了再到综治分中心，不行再到镇综治中心。

　　镇综治中心每月开一次例会，对摸查汇总上来的矛盾进行分析原因、可能产生的后果，再研究出应对策略后，实行分类调处——综治中心有14个综治成员单位，涉及哪个部门的由哪个方面的人员来进行协调。这个时候，调解就不仅仅限于调解中心的几个调解员，有可能扩大到各个部门，变成一个行政调解。

　　如果镇上调解还不成功，综治中心就会启动另一个机制，将矛盾纠纷输送到法律程序，再由法院采用四个环节的指导方法，引导村民正确地打官司。其中，四环指导也是一个先进经验：即诉前普遍指导、诉时跟踪指导、诉中个别指导、诉后案例指导。

　　70本日记和六字诀

　　本报记者随机在枫溪、先进、西畴几个村作了村民调查，发现村民们很乐于选择调解的方式。除了经济快捷的原因外，调解人员的公正和威望是主要的原因，诸如人称“有矛盾，找老杨”的枫桥派出所警官杨光照，以及以精通法理、明辨是非著称的镇综治中心调解委调解员杨茂夫。

　　发生在2002年7月下旬的这件事，记载在有点发黄的日记本里。杨光照每次看到它的时候，其情其景犹历历在目 ——

　　烈日下，村民陈三全家站在田埂边和邻居激烈争吵起来，双方都抄起了锄头菜刀，血战一触即发。

　　杨光照等人赶到现场后，阻止了双方的过激行为。就像他平时总结经验时说的那样，“坐得住、忍得住、听得进”。他用了四个小时听完陈述，开始为双方辨是非。其间，怒火难平的人们，曾拍桌子指责警察偏袒，但杨光照仍然微笑着说：“ 都乡里乡亲、邻里邻居的，多那么一点少那么一点又能占多大的便宜吃多大的亏……”最终，怒目相向的冤家达成了调解，困扰数年的承包田边界之争结束了。

　　陈三用一首打油诗称颂杨警官的办事风格：“调解时按照政策，说服时体现水平。贵的是苦口婆心，求的是一方安宁。”

　　57岁的杨光照从警18年，时至今日写了70本日记。

　　这位民警把18年经验总结为六个字：勤、帮、靠、快、公、活。勤，第一要腿勤，每月必走访20户农户、5名依靠对象——包括村干部、治保调解干部、治安信息员等，5名人大政协代表及执法监督员，以及3名归正帮教人员；另外，只要村民有所求，无论节假日还是公休日，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要随叫随到；第二要手勤，对了解掌握的各种情况随时做好记录，事后分门别类登记归档；第三要嘴勤，就是要耐心细致地说服。快，就是矛盾纠纷一旦发生，要快速赶到现场及时调查取证，及时依法调处。公，就是要公正公开公平，以理服人，以法服人。活，调解的策略要灵活，注重实效。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真情对村民，村民也会真心服你。”杨光照说。钟瑛村村民骆贵说，村民们有事无事都喜欢找老杨聊聊，“他就像一个朋友，一个亲戚。”

　　“枫桥经验”中的传统文化

　　有关人士认为，“枫桥经验”并不仅仅指一些技术层面的手段，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统筹，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思考，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1990年代中后期，枫桥镇不失时机地提升工业化，到现在，全镇的工业销售达到数十亿，3万余人被企业吸纳，村民年均收入近万元，其中77％从企业获得；村民富裕了，对居住环境等的生活需求也提高了，镇政府投入巨资，修建基础设施，实施旧城改造，丰富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缩小城乡差别；在政治层面，枫桥镇着力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畅通社情民意。这些变化使得枫桥镇“从源头上减少了社会矛盾” 。

　　在理论界，“枫桥经验”也引发了研究热潮。有专家指出，“枫桥经验”，特别是其中的人民调解，代表着政府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方向。有关专家认为，无讼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价值目标之一，受这一思想影响，中国古代非常注重民间调解的作用，形成了以家族、村社为单位的完整的民间调解网络体系，这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2002年，司法部、中办国办相继发布规定，对人民调解的具体程序作了规定，明确了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质，极大地推动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有90多万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它们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稳定器”。

　　另外有专家认为，“枫桥经验”在控制犯罪方面具有标本意义，在中国刑事犯罪多发的背景下，经济快速发展、外来人口比例增高的枫桥，以预防为核心的对策体系有效地控制了犯罪，“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预防控制犯罪不仅必要，而且在现实中具有可行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