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第二代中国商人：从转手商人走向实业

　　本报记者 杨磊 北京报道

　　急促的鼓点冲破MIX狭窄的大门，肆意刺激着年轻人摇动的身体，在这个北京城最火爆的迪厅，午夜两点只是一个才刚刚令人“HIGH”起来的时刻。

　　韩刚从人群中挤出来，向周围的男男女女打着招呼，摇摆着走向舞池旁边的包厢。

“因为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喝什么，所以红酒、啤酒、洋酒每样都来了一些，自己挑。”他挑衅似的眨着眼睛，肆无忌惮地大笑。

　　他伸手从外衣口袋里摸出一个铁盒，“这是我的饮料。”他说，相对于其他酒水而言，他的这种“饮料”只有在手背上撒上一种来自乌克兰的细盐，舔一口然后一饮而尽才能发挥其真正效应——“只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那是铁盒装的上等伏特加。

　　小学毕业的韩刚今年25岁，他和哥哥在俄罗斯做中国小商品贸易已经接近10年。从1996年底开始，他的生活就被莫斯科和北京两个城市均匀分割——在莫斯科快速地赚钱，然后在北京快速地花掉。

　　“第二代中国商人”

　　在俄罗斯，韩刚他们被称为“第二代中国商人”，以区别于第一代的“中国倒爷”。

　　俄罗斯独立报的编辑斯鲁琴科回复邮件说，“俄罗斯商界区分中国商人的身份时，通常采取的标准是时间界限——1982年到前苏联解体之前和俄罗斯从事边境贸易的是第一代；之后的一代则已经开始在俄罗斯经济腹地，比如莫斯科，从事更加庞大的跨境贸易。目前，第一代已经基本上被第二代彻底淘汰。”

　　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数据，目前至少有5万名以上的“第二代中国商人”在俄罗斯从事中国商品贸易。

　　韩刚、韩义两兄弟从1996年开始经营小商品贸易时，他们这个只有三个人的小公司的客户基本上都是一些“二道贩子”。家就在边境口岸城市满洲里的韩氏兄弟，在货物报关上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独特资源，以至于在早期，他们那个名为“利来”的公司被人戏称为“利通”。

　　韩义从不避讳自己是借助某些特殊手段发家的现实——对他来说，那些源源不断上门的客户属于自愿上钩，“别人货物通关需要3天，而我只要3个小时”。在1997年，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优势，当那些常规意义上的商人将自己的货物运到莫斯科时，韩义的商品已经通过宛如血管一样的转手网络，在俄罗斯市场上流通多时了。

　　韩刚说，在他们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每三个莫斯科女人中至少有一个穿的长筒丝袜是由“利来”供应的。

　　“最初能够从俄罗斯赚钱的中国商人，凭借的就是时间差优势以及别人无法获取的独特政府资源。”原外经贸部的一份早期研究报告曾经对这种现象做出定义，“这不是一种正常的贸易现象，最终将会影响中俄经贸长远发展”。

　　这和韩义的判断基本一致，“等到了1999年，这种生意就没法往下做了。”斯鲁琴科确认，这个时间点是第一代中国商人退出俄罗斯市场的高峰期。

　　《黑龙江统计年鉴》说，这种趋势源自于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我国对俄的边境贸易增长迅速，到1993年达到顶峰。但是，某些参与边境贸易的企业和个人，在暴利驱动下，对俄出口时不注重商品的质量，甚至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产品的声誉。结果，对俄边境贸易开始下滑。

　　宏观数字确证了这一点，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就在下降，2003年俄罗斯占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仅为1.9%，甚至低于1990年的3.7%的水平。

　　韩氏兄弟的生意在这个时期面临着转型。“以前我们的货物一到俄罗斯，甚至都不用入库，直接就被批发商提去，而在2002年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仅在丝袜这一项上就积压了5个集装箱的货。”

　　在韩刚看来，这是第二代中国商人成长的代价——“俄罗斯人比谁都较真，他们要是认定你的商品不行，你再想从事这样的生意会很艰难”。

　　于是，利来的生意开始往中高端发展——韩氏兄弟将过去赚到的钱投向一些基础性设施建设上，尤其是道路工程。他们甚至参与了俄罗斯后贝加尔火车站的大规模改建和修复工作——这是由俄罗斯政府投资三千六百万卢布的政府项目。

　　从转手商人到实业商人

　　斯鲁琴科说，第二代中国商人与第一代的区别是，“这些人更具有渗透能力和野心，并有资本将这些野心发挥到最大。”

　　俄中实业家委员会的一位研究员说，目前从事轻纺贸易的中国商人仍然为数众多，但利润已经开始逐步走向微薄，截至2004年10月，中国在俄投资项目共570个，中方协议投资额6.82亿美元，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微电子、通讯、服装加工、电器组装、木材加工、农业、餐饮等。“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鼓励的中俄经贸格局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加工生产和高科技产业等领域。”

　　这位研究员说，这说明中国开始动用积累多年的资源和资金优势，试图从官方层面上重建中俄贸易格局，最终是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为“更加贴近的战略同盟者”。这位学者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是其中的纽带。

　　而就目前而言，这种策略正在收到成效。

　　而根据长远规划，中俄双方的共同目标是，2010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将达到600亿～800亿美元，2020年中国对俄罗斯投资120亿美元。

　　斯鲁琴科说，“

　　对于韩氏兄弟而言，这种宏观上的考虑对他们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生意告诉他们，曾经赖以辉煌的时间优势和政府资源已经不起作用，从事

　　而身为第二代的中国商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规避自己的地缘劣势，发挥自己的资金优势，因而，韩氏兄弟确信，他们向俄罗斯基础建设业转型的决策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斯鲁琴科说，俄罗斯更加倾向于将这些人称为“实业商人”，而在俄罗斯从事轻纺业的中国人，他们将之称为“转手商人”——“很明显，这两个称谓在感情色彩上存在差别”。

　　“我们确实是在做实业。”韩刚说，但那是天亮之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