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别了，农业税

　　大地·新农村建设

　　2006·湖北监利棋盘乡

　　“2003年我在一个村官论坛上发言说猜到中央肯定会取消农业税，其他人都说不可能，不信打赌。果然一年后，温总理就宣布分五年取消农业税。”

　　李昌平在电话的另一端嘿嘿笑着，有些得意。这时候已经是2006年3月5日，三个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郑重宣布，1958年实施的农业税条例自今年1月1日起废止。

　　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终于告别历史。

　　农民的日子好过很多距离李昌平投书总理已经过去5年多时间，棋盘乡政府大院和财政所里多出了几块牌子：招商引资办公室、先教活动办公室，还有税费改革驻棋盘乡工作队。在财政所大墙外刷着一行字：“深入开展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字迹模糊，已经有些年头了。由于人员精简，偌大的乡政府大院和财政所大楼都显得空荡荡的。

　　前一天下午，乡财政所所长李正荣在空荡荡的办公楼里也接到一个电话，是下岗职工从深圳打过来的。“下岗后他在那边搞得蛮好，这边还给他发90％工资，900多元钱。”

　　“昌平书记”时代财政所职工有23名，现在减到了6名。不过，分流出去的人员在过渡时期依然按照工龄领部分工资，目前财政所工资总量并没有太大变化。

　　2000年，李昌平那封具有标本意义的揭示“三农”问题的信件得到中央批示并见诸本报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率先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也是在那一年李昌平带着复杂的感情离开了棋盘乡。在此之后，棋盘乡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符号，这里印记着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改革步伐。

　　2002年，湖北省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各项集资。这时李昌平已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后来任农村版副主编。除了和一些农村社团建立广泛联系之外，他写了两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和《我向百姓说实话》。

　　前一本书中讲述的棋盘乡税费状况正在逐年消失。2003年湖北省取消了农业特产税，次年农业税降低3个百分点，去年已经全面免征农业税。

　　但有两个人却很关注这里的变化。

　　省委书记俞正声把棋盘乡作为自己的蹲点乡镇。自2000年后，他13次到监利调研，经常轻装暗访。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参加湖北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打断省长发言：“有没有监利来的代表？监利的农民负担减下来没有？”

　　进入零税时代后，乡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转移支付。2005年在以前的基础上增加了355万，达到502万，另外还有县返还特产税30万。其中有131.5万作为教师工资返回县财政，130万“体制上交”(大致等同于以前的税费，李正荣语)。返村的转移支付是85万，大约每个村8万元。乡里剩下185.5万。目前乡里“吃财政饭”的共144人，工资总额138万，县里核定工作经费40万。“刚好够用，实际上还需要30万－50万。”李正荣算了一笔账后说，“现在没有农业税了，压力很大。”

　　但乡里还有1700多万的债务，很多属于民间高息借贷。这也是令李正荣，包括全国很多乡镇官员头疼的包袱。

　　为了减轻乡财政压力，在2001年，乡里把原来3辆公用汽车卖掉了2辆。剩下的1辆桑塔纳每年还要花费6万多元。

　　现在农民每亩农田缴纳18元排灌费，另外有“一事一议”等费用，加起来在30－50元之间。有些乡镇财政状况好，这些费用都免交了。

　　李昌平认为，虽然目前农村改革还远未结束，但农民的日子比以前已经好很多。

　　催交粮税的历史结束了现在许多媒体喜欢用2600年形容皇粮国税之久，不过在近代乡村改革肇始以来，最早出现农民负担是在河北定县翟城村。1915年村公所设立义仓，“家有土地五十亩以下者酌免，其余分为上中下三等捐助谷粮。”

　　1970年代，监利开始学大寨围湖造田，开挖河渠，粮食产量开始上涨。不过除了缴纳公粮、水费之外，公社还要完成粮食定购任务，农民人均留粮800斤。“实际上没法留到800斤。”当时一名公社书记说。

　　1983年李昌平刚满20岁，他去到周沟公社担任团委书记，工作就是组织培训班，教导农民怎么育苗、施肥。那时候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粮食产量逐年上升。税费很轻，“每亩才交40斤谷子，当时还没有渔业税、特产税。国家有肥料、尿素补贴，要补回10斤谷子。”

　　农田赋税在慢慢做加法。不知哪一年，农民手中开始多了一项费用：水费每亩3毛钱。

　　搭车收费的内容越来越多。“农民最恼火的是报刊费，小村要3000多，大村5000多。”一名61岁的老干部觉说。

　　1987年乡镇开始财政包干，每年定额缴纳。次年号召乡镇购买小车，农民手中又多了租车费、租船费。

　　1993年，李昌平担任周沟乡党委书记。他和其他乡党委书记一样，面临着税费和粮食定购任务压力，当其他乡党委书记进村牵猪赶羊时，一些当地人说李昌平也不例外。

　　“我给农民打差价，市场价是5毛，国家收购价是4毛，我叫农民去卖市场价。我不交粮食，交差价，比如市场价是1毛，农民交上来是8分，我往上面交是7分。”这是李昌平从山东学到的经验，不过在当时监利却被视为争议之举。

　　1999年，李昌平担任棋盘乡党委书记。他很吃惊两年农村变化之巨，“农民负担重，乡里债务多”。农民各项税费加起来高达1300多万，乡财政负债4000多万，一名小学生一年学杂费高达1000多元。他的孩子在县城读初中，一年只需几百元。

　　在辗转思量之后，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封信揭开了农村税费问题的冰山一角，迅速让棋盘乡成为中央、省上和舆论、学界的焦点。

　　后农业税时代做什么？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当时李昌平正在云南一个小县城扶贫。在电视上看到消息后，他当天写过一篇文章：《取消农业税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两个月后，再次发文《迎接乡村民本时代的到来》。棋盘乡像一个戴着镣铐的人挣脱禁锢之后一般踌躇满志，但面前又有新的问题等着它。

　　很多人都在思考新农村建设。县税改办官员在琢磨乡镇如何继续减员，李正荣对义务教育经费问题不太放心，而李昌平家隔壁的何老汉则在念叨门口的泥泞小道何时能够铺平。

　　李昌平对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村有自己的理解。“农业税的附加功能很多，比如调解乡村各方利益、福利救济等功能，现在农村内部服务体系已经瓦解掉了。”他企盼出现农村自治组织，农民为之捐助，自治组织为农民服务。

　　“农村改革才刚刚开始。”李昌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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