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音乐记录生活的别样方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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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10日12:09 外滩画报 | |||||||||
寺·卡高斯基和李劲松这两位一流实验音乐人给上海带来了世界水准的演出,而中国的实验音乐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已慢慢有了自己的声音。 文/ 刘牧洋 图/ 小武 上周五晚,证大现代艺术馆门口贴着的白色骷髅头海报让不少好奇的人驻足张望。
艺术馆内,当人们还在互相议论着时,演出突然开场了。这是上海本地噪音乐队“虐待护士”的暖场,乐手操俊军戴着一张面具嚎叫着拼命挣扎,有人过来在他身上捆缠上透明胶带。接着,台上的女孩也开始喊叫,这一下吸引了不少起初有些漫不经心的观众。 这场“阴阳复仇记”其实是一场实验音乐的专场,主角是波兰音乐人寺·卡高斯基(Zbigniew Karkowski) 和香港音乐人李劲松,他们是近年来活跃在世界实验音乐领域中的两位著名音乐家,寺·卡高斯基长期定居日本,他从1990 年代中开始在众多著名实验厂牌出版唱片; 李劲松则是华人实验乐手里最出众的一位,他运作着香港知名独立唱片公司Sound Factory( 后改称Noise Asia),并一直与内地的摇滚、独立音乐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场“ 阴阳复仇记”是为配合一张集结了这两位音乐家多场现场演出的音乐片段和录音室作品的专辑《Revenge of Ying And Yang》( 阴阳复仇记) 的出版而进行的,上海是全国巡演中的第四站。 天才制造出的“艰难的音乐” 来上海之前,寺·卡高斯基和李劲松已去过香港、成都、深圳等三地演出。深圳的那场“阴阳复仇记”吸引到500 多观众,且反应非常热烈; 而成都和香港的演出场,基本都站满了人。 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可容纳几百人的场子里,演出当晚也到处是人。他们中有直接下班赶过来的观众,西装革履地优雅站着; 而另一些人看上去已对这种场合司空见惯,他们大大落落地直接坐在了地上。一位在上海当英文教师的外国朋友,演出前很是好奇地打量着摆放了很多仪器的操作台; 人群中还出现了几位商界的熟面孔,比如戴志康。 李劲松为演出预先准备了很多素材,用电脑、唱盘和mini 的麦克风做回输,对很多音色、电子的素材进行采样,令发出来的声音丰富且充满变化。“在实验音乐里,很多细节都是很刺激的。”他告诉记者,“之前有一场演出,我用很多声音加在一起,做出了火车疾驶的声音。”而寺·卡高斯基表演时,他身后的银幕上浮现出与音乐谐调的影像,大多是一些中国的城市记录,和音乐配在一起,显得奇妙而生动。 大多数人并不懂实验音乐为何物,寺·卡高斯基的解释暗藏玄机:“实验音乐与流行音乐不同,是一种听上去很艰难的音乐,它不容易听懂,需要全身心投入。做实验音乐的真正的天才是不需要进音乐学院的,进音乐学院的大多是失败者。下一代实验音乐可能是由一点也不懂音乐的人来做,如今有一些画家已开始做音乐,而且他们的作品很有趣。” 对于实验音乐的好坏,他也有一套说法:“能够令人耳目一新和振奋,能让观众投入其中的自然是好音乐,反之,让人昏昏欲睡的就谈不上是好音乐了。就像看画展的时候,为什么你看这幅画的时间比别的画要长,这就是这幅画表现出来的力量抓住了你的心。实验音乐的听众并不需要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只要有感觉就可以。” 不过,就算是寺·卡高斯基自己也有做坏的时候:“实验音乐有时候必须是一些很糟糕的音乐,要不然就不是‘实验’音乐了。”他对记者说这话时,躲在吐出来的烟雾后笑了。 实验音乐也要有“中国的声音” 事实上,这场“阴阳复仇记”的演出9 年前就已有构想。1997 年,波兰实验音乐家寺·卡高斯基与日本著名音乐家大友良英联系,表示想来中国香港,并在中国出一张CD 以及进行演出。大友良英于是把寺·卡高斯基介绍给了李劲松,“我们聊了后,寺·卡高斯基把母带寄给了我,我帮他出了一张唱片,之后我就帮他安排在中国的演出,到中国很多学校做了有关实验音乐的讲座,我有时也和他一起演出。”李劲松说。 如果说此次中国巡演是两位实验音 乐人在成熟合作后的产物,对中国实验音乐有所推动的话,那么实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功劳也应归于李劲松。 李劲松从1992 年开始到内地进行一些演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青岛,有人觉得他的音乐不错,便带他到处演出,他也在北京等地认识了不少乐手。后来,他参加了广州的“书香节”,并把他的Noise Asia 唱片公司的实验音乐CD 和公司代理的书籍设了一个柜台参展。他忆说:“展览第二天,柜台前忽然来了很多乐手和当地电台的DJ,大家都对我们展出的这些CD 与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这样的音乐非常有趣。但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实验音乐是一种怎样的东西。” 那次展览还让李劲松认识了广州的摇滚青年王磊。1997 年,他曾录了一张实验音乐唱片寄给王磊,王磊听后说那种 音乐只有节奏没有旋律,要有旋律的音乐才好听。李劲松告诉记者:“现在,王磊也开始感兴趣,慢慢尝试着做实验音乐了,我后来也帮他出过一张实验音乐的唱片。” 寺·卡高斯基来中国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实验音乐中能有“中国的声音”。这次来上海,他特地为上海乐队“虐待护士”录制了一张《shanghai noise group Torturing Nurses》的CD。他说:“全球化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现在已经很难发现具有地方特色的声音。比如经常有人说没有‘中国的声音’,但这不意味着实验音乐没有多样性,实验音乐的种类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在中国产生。”商业市场没有 艺术市场很大“ 中国的实验音乐才刚刚开始,声音艺术也就这两三年的事,而任何一种音乐都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够扎根。”李劲松告诉记者。哈尔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所有的实验音乐家加起来大概才只有10多个人,他说:“无论在哪里,实验音乐肯定都是小众的,因为它不仅是音乐,还是学术上的东西,是一种声音艺术。有时候,它会和建筑融合在一起,或者跟其他艺术形式结合。” 在证大艺术馆的大厅里,音乐家做出来的声音就和开阔的大厅结构融合在了一起。李劲松介绍,这样的融合方式在国外已经很流行了。往往一幢新的大楼建成,会邀请一位音乐家设计声音去配合整个楼的空间,形成一个整体的建筑文化。 实验音乐既然已不单纯作为音乐存在,那它的市场有多大? 李劲松说:“市场分两种,一种是商业市场,一种是艺术市场。商业市场是一定没有的,现在连摇滚在中国都生存得这么难,更何况是实验音乐。但实验音乐的艺术市场是很大的,我曾做过一张唱片,把中国的江河的声音和英国伦敦江河的声音集中在一起,形成一种很特别的记录。这就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存在的。” “总有人很好奇地问我们在做什么。其实,当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能讲太多我们在做什么,也没必要讲太多,这一切只是很真实地记录我们的生活状态。”这是李劲松对于实验音乐最简单的概括。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