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精神遗产

　　一代文学巨匠，“20世纪中国的良心”。

　　作为五四新文学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巴金的辞世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2005年，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大家——费孝通、启功、黄昆，荣毅仁……而巴金的离去，则是这个告别之年普通民众最大的告别。但他为我们 所留下的巨大精神遗产，却值得我们回味再回味。

　　巴金先生的离世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因为此前，102岁高龄的他住在医院已有多年，生命基本靠药物和外部干预支撑，但是，2005年10月17日他的离世，还是让许多人感到了伤心和震动。报刊、网络上大量的文章和留言，并不完全是一位知名或权位者去世后的例行公事，我们看到了许多发自内心的真诚表白。五千多民众自发给他送行的情景，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读者锐减，文学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已不是以前的年代(比如上世纪80年代)所能比拟，他们中的著名者曾有的“文化英雄”、“精神领袖”的身份，在公众心目中已经褪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去世产生的反响似乎是一个“特例”，由此也说明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人们关于上个世纪的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

　　巴金的功绩，当然是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文学写作和文化活动。对于巴金作品文学价值的评价，这二三十年来文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发生着高低错落的变动。但不管怎么说，26卷的小说、

　　巴金的艺术创造在今天的现实意义，还突出表现在他的写作与他的信念及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都清楚，巴金最初并不是想当文学家，“五四”时期他在成都成立社团，办刊物，印发传单，后来到上海、南京，再到法国读法国革命史，翻译研究无政府主义，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意大利工人领袖梵宰蒂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认为小说家也应该是高尔基笔下的那个在黑暗中高举“燃烧的心”的勇士丹柯。虽然在后来，巴金对某种具体学说(如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会发生变化，在命运之途中也遭遇过各种挫折、磨难，但是，对不合理制度的憎恨，与强权保持距离，对弱小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一个平等、公正的世界的期待，可以说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而他的文学写作，正是服务于这一崇高信仰的。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但在度过痛苦、辛酸的十年后，他并没有走向逃遁与淡泊，直至生命临近终结，他仍在以文字和行动表达着这样的生活态度：既然历史已经赋予我这样的责任，而我又早已答应承担，那么我就不能放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这种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守，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能够常见的现象。

　　自然，文学写作与社会理想、社会承担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存在争议的。强调作家对时代问题、社会行动的关切，将文学当作“武器”，与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追求语言、形式的独创性之间，并不是总能协调一致的。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异、矛盾更为显见。因此，在20世纪的中国，这也是文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一些时候，当文学过分地成为一种“工具”(而且是“粗劣”工具)，当人们过分强调为了政治，为了社会行动而牺牲艺术的时候，提出文学的“自律性”和“自足性”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在今天，当作家、诗人普遍被看成工匠式的“技艺人”，不少作家也把自己定位为单纯的“娱人者”，写作的历史承担被看作是虚妄的幻觉，“人”与“文”，人格与文章的分离正成为一种普遍趋向，20世纪新文学的那种“感时忧国”、关切时世、干预现实的品格，被简单、不加分析地指认为是弊端和缺陷的时候，重提巴金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写作承担，指明写作与社会责任存在的关联，相信也并不是无的放矢。也就是说，巴金等作家在实践中体现的那种思想遗产(作家应该用自己的热情、想象力和文学技巧，将现实生活提供的各种信息加以辨认，做出处理，以确立对现实和社会未来的深刻了解，并向同时代和后代人施加影响)的当代有效性，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虽然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合理、庄严的内核。

　　在50至70年代，巴金的写作出现了重大的“滑落”，这是他写作生涯的黯淡时期。“文革”结束后，他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为人们广泛谈论的《随想录》：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作家，他以此参与了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巴金是文学家，《随想录》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文学创作。而其中也确有不少精致、情真意切的篇章，常被举荐的有《怀念萧珊》、《小狗包弟》，以及他回忆、怀念亲朋故旧，包括追忆胡风、路翎等的文字。不过，《随想录》的重要性和已产生的影响，显然不能仅从“文学”这个层面去解析。它们提出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尖锐、深刻，和这些表达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思想文化问题的契合程度，更应为我们所重视。评论家和读者也更多地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随想录》。说《随想录》里的篇章并非一一精美，这可以理解为在“文学”层面上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但是在参与思考及对社会公众发言的层面上，离开所谓“精美”的判断，却又可能更能切近作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文章想要传达的主旨。在语言与良知、艺术与道德之间，巴金的选择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相信这一选择，有他的充足的。

　　依据《随想录》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现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现实问题的杂感，有对自己创作生涯、思想历程的回顾，有对亲朋故旧的深挚怀念……但是它的中心，是对当代历史，尤其是“文革”的反思与批判。正如他所说，“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谈论各种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在巴金看来，“文革”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历史谬误。让他长久困惑的是，人们因何种缘由卷入这场动乱，“互相憎恨、残害”，“人性受到这样的摧残、践踏”。对于他所说的这一“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事件，他认为，仅是宣布终结，仅是控诉、谴责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思考、总结，探究它发生的根源，以及它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因此，《随想录》可以说是一部探讨历史责任的书；它的“关键词语”是“拒绝遗忘”。他提醒读者，那些重要的“过去”不应轻易从记忆中抹掉，只有不畏惧记忆才能使我们摆脱愚昧，身心健全；而忘却却可以让我们经受的一切变得毫无价值。巴金在《随想录》中坚持的思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假如我胜利的话，我必须使人发疯。”不是编造、臆想美丽的谎言，而是讲出真相，摆出哪怕是可怕的事实：这就是他反复申言的“讲真话”的涵义。

　　在八九十年代，一再提醒人们正视历史、反思历史的，当然绝非巴金一人。但是，巴金却是始终坚持不懈者。而且，更让人敬重的是，这种“正视”，是从历史的“反思者”自身开始，这一点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他坚持认为，“审判”历史，必须以自我审判作为起点。巴金在“文革”中原本是个“受害者”，他可以如大量的回忆文字那样，略去当时的思想感情细节，而突出他的受难的情景，博得人们的同情，痛苦、受难也会转化为一种荣耀，一种光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自觉对“历史”负有“债务”，要在有生之年偿清这些“欠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近乎“残酷”的自责、自剖。这些文字，这种立场、举动，就是要弄清楚“我是谁”。如果在“我”的身份、立场、品格都存疑问的情况下，“我”又如何能有力量对历史进行裁决？因此，有关巴金的“自审”、“忏悔”，不能仅看作是有关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看作是性情修养的问题。这些命题具有普遍的意义，涉及的是个人与历史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反思、历史承担的前提。

　　当然，《随想录》并不是一部讨论社会历史问题和人生哲学的著作，我们无权要求作者提供深入论证和结论。它的价值其实在于它是某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个人体验，以及它所展现的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体验的深度只能来自于冲突，来自于环境与心灵，以及人的内部世界的冲突。我认为，虽然巴金可能在艺术上有欠缺，但是，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人们正是因为他的正直、他不要忘记民族灾难的告诫，以及他身体力行进行的有效反思，而称他为“民族的良心”。

　　我很同意陈思和先生多年前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我们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巴金的意义》)

　　巴金先生已经去世，继承、爱护，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发展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所应承担的时代精神建设的课题。

　　巴金简历

　　巴金，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本名李尧棠，字芾甘。

　　1921年，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发表了有生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年，参加并组织了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了《均社宣言》。

　　1922年，发表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共十二首)，这是目前所见巴金最早的文学作品。

　　1926年，出版《五一运动史》，这是目前所见巴金的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1927年，离沪赴法。是年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巴金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1928年，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此前三个月，译著托洛茨基《托尔斯泰论》发表于《东方杂志》，这是最早发表的署名“巴金”的文章。

　　1929-1933年，出版《家》、《雾》、《雨》等代表作品，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

　　1935年8月，由日本回国，任上海文化生活社总编辑。

　　1936年10月初，与鲁迅、郭沫若等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辗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完成《春》、《秋》等大量作品。

　　1946年，《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次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1949年6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常务委员和文协(后改为作协)常务理事。

　　后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

　　1952年，赴朝鲜战场实地访问8个月，写了许多表现朝鲜战争的通讯、小说。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批判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即被关进“牛棚”。

　　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1973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1977年，在《文汇报》发表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

　　1979年底，《随想录》(第一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随想录》合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99年初，因呼吸道感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送华东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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