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检察官”童海保作客网易谈反腐败———惩治腐败须用“铁的手腕”

　　本报讯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平民代表，是人民群众把我推到这神圣的位置上，我惟有尽责尽力，全力以赴，才能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

　　3月11日晚，应本报邀请，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童海保走进网易“两会会客室”，畅谈反腐败话题。童海保现任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2003年成为自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我省检察机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

一人”。

　　反腐败要特别立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童海保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再次提交了一份议案，指出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在组织体制、程序规则、预防规范等方面存在不足，建议尽快制订一部融组织体制、刑事实体法、程序法、行政法、预防规范等于一体的《反腐败特别法》，推动反腐工作进一步深入和规范。

　　童海保说，近5年中纪委查处的腐败高官有400多人，检察机关每年都要查处3~4万件贪污案，“它一方面表明我们党在惩治腐败问题上决心狠，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腐败现象客观存在。”针对有网友问《反腐败特别法》何时能出台等问题，童海保说：中纪委和监察部给他的答案是正在抓紧调研和起草，只要时机一成熟就会提交全国人大。

　　“高薪养廉”尚不现实

　　主持人提出，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是不是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口号。童海保举例说，新加坡总理和总统的薪金现在能达到81万美金，在这种高薪之下，他们对蝇头小利的诱惑往往会嗤之以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但在高薪养廉的同时，必须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新加坡曾有一个商务部的部长叫格林乃，和李光耀是好朋友，工作期间惩治了一大批商业贿赂犯罪，可后来也犯了事。有一次他去买衣服，发现口袋里没钱，就用公务卡，结果被媒体知道给捅出来了；后来他还贷款买了一辆旧车。就因为这两件事情，新加坡当局把他的商务局局长撤了。

　　童海保认为，基于我国的经济水平低、官员众多等状况，“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是有困难的，这有待于我们的政府进一步改革，需要人大和政府共同改变这个问题。”

　　预防打击同样重要

　　对于反腐败中预防、惩治哪个更重要，童海保表示“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在预防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宣传、教育等。

　　对于当前宣教的效率，童海保指出“效率不高”，必须要从体制上解决，从政策的合理性，和法律的制定上是否规范和合理等角度去完善。

　　贪官外逃有损道义

　　针对贪官外逃现象，童海保认为，外逃贪官除应承担自己的犯罪责任以外，还应追究其叛国罪。同时，外逃贪官把自己的丑闻暴露到国外，使得家丑外扬，更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谴责。

　　童海保介绍，我国现有在逃贪官4000多人。“这个巨大的数字，应当讲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加强打击力度：一方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联手，目前已经抓回100多人，一些案件也得到圆满解决；另一方面，我国正在和世界上各个国家签订引渡条例。让贪官接受法律的制裁，不能像现在这样在国外逍遥享受。

　　全民反腐进行体制补位

　　“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导致腐败，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童海保提出打击腐败必须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倾力配合的机制，“要依靠民间的力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童海保认为，我国现在要整合所有的反腐败力量，比如中纪委可以集中纪委的力量、监察部的力量、国家安全局的力量，把各种力量集中在一起成立一个特殊的队伍，“这是一个雷霆的手段”。同时，这支队伍要直接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再加上新闻和群众的监督，“有无处不在的眼睛，这样监督它是有效的”。

　　“两会”期间，童海保曾提出完善人大质询制度，制订《证人保护法》等议案，意在呼吁人大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弥补反腐过程中存在的体制缺位。在惩治腐败当中，许多举报人因害怕受到打击报复，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匿名举报。由于这种举报信息源比较的窄，往往使监察机关难以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有时候甚至会丧失惩治腐败的时机。若能解决举报人或证人的后顾之忧，相信会把更多的腐败问题彻底揪出来。

　　(本报特派记者 章玉政 胡佩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