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孝道出了问题 老人在无奈中苦熬残年

　　本报讯 (记者 亓树新) 这项针对全国10401名6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调查显示，45.3%的人与儿女分居，5%的人三餐不保，93%的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7%的人吃不起药，86%的人得了大病住不起医院。这些老人的平均年收入为650元，85%的人自己干农活，97%的人自己做家务，8%的人精神状态良好，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

　　在上个月召开的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翟玉和郑重

地将自费调查的农村养老问题报告提交大会议案组，呼吁要重视农村养老问题。

　　翟玉和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家民营公司的董事长。从2005年11月初至12月底，他出资10万元组织了3个小分队，用了50天时间对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

　　调查起因——“在中国农村，孝道出了问题”

　　“作为一名农民出身的民营企业家，我对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种本能的关注。”提起组织这次调查的动因，翟玉和告诉记者：“我到山东、江苏等地农村探亲时发现，那里的老人在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后，因儿女的嫌弃和拒绝被迫独居的比例很高，缺衣少食，贫病交加，在无奈中苦熬残年。当今中青年农民对父母知恩、感恩、报恩情感的淡化和淡漠可见一斑。”

　　在翟玉和看来，“老来福”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可他看到的一些事实是，不少老人到了风烛残年，晚景凄凉，令人心酸。

　　“大量的事例让我强烈地感到，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孝道出了问题。”翟玉和说。

　　调查结果——子女认为尽孝就是父母没饿着

　　这次调查共分成三个组。7名调查员的年龄都在53岁以上，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离退休教师、记者和机关干部。

　　调查通过问卷、个别访谈、开小型座谈会和进户实地察看等方式，对全国31个省份的46个县(市、区)72个村的10401名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问卷内容涉及自然情况、居住、饮食、衣着、生活设施、医疗、经济收入、劳动和生活自理、儿女尽孝、精神状态和娱乐等10大项55个小项的内容。

　　调查显示，45.3%的老人与儿女分居，其中三餐不保的占5%，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9%的人无替换衣服，67%的人小病吃不起药，86%的人得了大病住不起医院。

　　这些老人的人均年收入(含粮、菜)为650元，85%的人要自己干农活，97%的人自己做家务。调查员还发现，在这些60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8%的人精神状态良好，22%的人精神文化生活仅限于看电视或者聊天。

　　与之相对的是，儿女的生活水平要高于父母几倍乃至更多。很多子女认为，父母没冻着、没饿着，就是自己尽孝的最高标准了。

　　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是，调查发现，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有的人虽然与父母住在一起，但一年也说不上一句话；有的儿女一年才去父母家看望一次，留下5元钱，其他的就不管不问了。

　　在农村，调查员看到的普遍情况是，吃的最差的是老人，穿的最破的是老人，小、矮、偏、旧房里住的是老人，在地里干活、照看孙辈的也多是老人。这些老人不是村里的“五保户”，也不是民政救济对象，只是因为儿女不尽孝，他们才成了“三不管”，其生活境况甚至不如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

　　调查感受——“人和人的关系生分了”

　　“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分了，真诚淡了，信任少了，距离远了。除了金钱，什么都不值钱了。”一位接受调查的老人这样说。

　　翟玉和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朴素的亲情关系已经被利益、金钱冲垮了。中青年人急切地盼望发家致富，年迈而又需要赡养的父母反而成了他们眼中的负担。

　　农村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对其他乡邻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很多渴望致富的中青年农民甚至觉得，自己家之所以穷到现在，是因为父母的无能。

　　在为财富而奔波的路上，很多中青年人已经无心、无暇顾及自己的父母了。有老人伤心地说：“能干，是儿女的劳力；干不动了，就成了人家的累赘了。”

　　一名调查员讲了这样一件事：

　　陕西省永寿县马坊镇郭家村、来家村、门家村、耿家村的20多对老夫妇一直住在果树园中只有六七平方米的马架子房里。问他们原因，这些老人说，他们原来住的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了。有的老人被迫从祖屋里搬出去时哭着说：“养了你们18年，你们养我8年还不行吗？”

　　翟玉和说，现在农村进入养老年龄的老人多数都有三四个子女。有的儿女埋怨父母偏疼偏爱，有的人责怪父母在兄弟姐妹结婚时厚此薄彼，有的人挑剔父母在照顾孙辈上没尽力。于是，心存不满的儿女在父母年老后拒绝尽孝，而那些似乎得到父母“偏爱”的儿女又觉得自己尽孝是吃了亏。到最后，他们年迈的父母就真的没人照顾了。

　　调查结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关键

　　很多农村干部认为，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抓好孝道教育。

　　翟玉和也非常同意重塑“孝道”观念。他进一步建议说，要以法律的强制性去规范和约束公民的孝道行为，对现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适当修订，把尽孝摆上更重要的位置。

　　对于农村的养老问题，翟玉和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庭养老已经不再是农民养老的惟一模式了。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要加强农村托老机构的建设，探索农村的社会化养老之路。他建议，可以尝试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地区，由政府、集体组织或者民间出资，建立专门的托老机构，为农村老人提供更多安度晚年的场所。另外，可以借鉴城市居民养老保障机制，在一部分农村进行社会化养老的试点，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让老人有尊严地活着

　　本报记者 成梅

　　自打几年前老伴去世，70多岁的张大妈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张大妈有一儿一女。儿子一年多前“下岗”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根本没有能力抚养老人。现在，张大妈只有指望女儿了。

　　女儿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每个月还是会主动给母亲塞点儿钱，或者干脆直接买些肉。赶上儿子回家，张大妈肯定要留他吃饭——日子再紧，当妈妈的说什么也不能不让儿子来吃饭。有时候张大妈心情不好，只能拿出老伴的相片发发牢骚。

　　2005年11月，

　　张大妈平时只能吃些青菜，一个月最多拿出3元钱来买肉。可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之下，另一位“遗属”的生活更为窘迫——已经半年没吃过肉了。

　　在专家看来，老年女性群体中，城镇“遗属”尤其需要受到关注。据200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城镇居民中，12.4%老年男性的月平均收入低于全国城市低保标准(155元／月)，而老年女性的这一比例是男性的3倍。

　　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的裴晓梅教授告诉记者，这些“家庭妇女”并不是一辈子只专注于相夫教子。“80%以上的人都有工作经验。”裴晓梅说，“在我们接触到的‘遗属’中，刘大妈的工作经验最丰富。她在工地当过小工，在八一湖捞过鱼草，还开过电梯，前后有20年工龄。”

　　刘大妈从1973年起跟随丈夫在建筑工地的“家属连”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体力好、劳动力价格又低，刘大妈所在的“家属连”就顺理成章地被工地领导“炒了鱿鱼”。

　　此后，刘大妈又换过几个工作单位，可每次都没能转成正式职工。就这样，工作了20年的她还是一直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这些没机会转正的妇女，往往承担着比体制内的正式职工更多的工作。她们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出外工作赚钱。

　　很多老人抱怨说：“我们当年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工资只比正式工人少几角钱。可是现在，他们都有退休金，还年年涨，我们就啥都没有，还落下一身病。”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世纪70年代，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女性少1岁，到了90年代，男性平均比女性少活4年，而且，男女的寿命差距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2000年，全国城镇60岁以上人口中，丧偶女性数量是丧偶男性的3倍。其中，“遗属”们的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

　　做子女的也有苦衷。

　　今年48岁的刘婷家里有个正在念大学的孩子，每年光学费一项，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即使这样，刘婷每月还是固定给母亲200元生活费。“我也知道，这点儿钱光是交水电费、煤气费、卫生费、有线电视费都不一定够。”她说，“在北京，抬抬屁股就得花钱，我们是有心无力啊。”

　　刘婷知道，就因为这每月200元钱，母亲的心理负担特别重。“她现在得病就忍着，谁要是一提上医院，她准急。”记者来到刘婷的母亲家时，老人刚要出门。她捶打着不太利索的左腿对记者说：“我现在不上医院，一上医院钱就少不了。我现在天天去北海锻炼，一天练两三回。”

　　除了依靠子女之外，现在也有不少“遗属”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城市低保，尽管连她们自己都认为“这是很丢人的”。

　　某位“遗属”的女儿悄悄告诉记者，她母亲第一次去居委会申请低保，居委会工作人员听不懂她的口音，老太太也不识字，折腾了半天也没把基本情况搞清楚。老人回家后连着几天都闷闷不乐：“我这也是硬着头皮去的，你说，谁好意思跟别人伸手要钱花啊？多丢人！”

　　“低保是一种临时性救济。”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徐勤主任解释说，“这个月能拿300元，下个月要是自己赚点儿钱，也许就领不到低保了。”

　　记者了解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按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计算的。采访张大妈时，一提到低保她就一个劲儿地念叨：“是我拖累了闺女！”她告诉记者，去年她也申请过低保，可是，和她同住的女儿每个月的工资800多元钱，俩人一平均就超过申请标准了。

　　刘大妈回忆说，老伴活着时，日子也挺苦的，但还不需要别人接济。自打老伴去世后，刘大妈就不得不靠低保和子女给的钱过日子了。她没事的时候就琢磨：我们年轻的时候和别人一样干活，老了怎么就没人管了呢？人家能拿1000元退休金，我们是临时工，少拿点儿还不行吗？

　　裴晓梅教授承认，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回答的。“我们应该承认‘遗属’们当年对社会的贡献。所以，无论退休金能有多少，只要能给她们，就是对她们价值的肯定——这能让老人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靠别人的施舍。”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遗属”多是几十年前从外地随丈夫迁入城市的农村媳妇。因为不是本地户口，她们长期以来只能做“临时工”，迟迟无法转正。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徐勤主任告诉记者，我国的低保、抚恤金都是临时性的或一次性发放的，能提供的仅是暂时的帮助。正在研究论证的遗属保障制度，也只是针对全国城镇范围内的部分老年人，还不能把农村的8000万老年人考虑进去。

　　“更进一步说，事情的本质在于，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市场和政策上的认可。”裴晓梅说，“遗属保障制度如果能建立，将是第一次从制度上认可了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