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崛起的温州路径

　　近来，一个题为“市民社会的崛起：温州‘现场研究’”的课题报告，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同时，该课题作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重点资助项目通过评审。为此，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采访了课题负责人、中国经济时报浙江站副站长汪海宝先生(以下简称汪)。

　　记：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课题研究，而且把它放在温州这样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进行研究？

　　汪：市民社会这一概念首先是由200年前的哲学家黑格尔提出并作出诠释，从那时起，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就构成了西方近现代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它的最初含义是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治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相对立的一种社会形态。而我们所发现研究的温州市民社会的崛起，主要在它的崛起，是进行式的，究竟它会如何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还要长期地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对市民社会的深度研究探讨，可以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找到一些线索，同时也将对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温州作为研究市民社会的“现场”，是因为温州最接近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记：从课题的内容上可以看出，你们着意捕捉温州市民社会发展的由来和轨迹。

　　汪：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特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温州就被看成是一群惟利是图的商人和一批剥削剩余价值的企业的结合体。此后，这些企业从家庭作坊到股份合作制、现代企业集团，发展到现在要在金融上“兴风作浪”的财团，并且在抱团成群，积极维护他们的商业利益，这就促使各地温州商会的出现。黑格尔老人的预见，正符合了温州市民社会的发展轨迹。就在2004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活力城市的评选活动中，温州赫然在列。专家委员会对温州的评价是：这是个善于分工，又乐于使用合力的城市。简洁而准确的言语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温州人的市场思维。对频繁出现的国外反倾销案，温州人始终抱团积极应对，比如新近发生的针对打火机CR法规、对鞋子增加关税等案子，温州总是抱团奋起抗争，维护整体的利益。

　　记：温州市民社会在崛起过程中出现了哪些特征？

　　汪：黑格尔认为，由私人领域构成的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模式，它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准备了至关重要的要素。首先，温州是私营企业的摇篮，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正是充分依靠民间力量，大力鼓励民间投资，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才有温州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现代化发展成就。

　　市民社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市民社会主体。市场经济在营造这些主体上起了关键作用。

　　记：崛起中的温州市民社会有哪些现象？

　　汪：商会、协会的勃兴。在温州，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生机勃发。这些非政府组织正是市民社会的核心。市民社会中的非政府、志愿性社团不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联系的基础上，成员的加入或退出是自愿的，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它是团体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社团，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社团组织。

　　记：市民社会在温州崛起的原因何在？

　　汪：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重商互利的人文基因。早在古代就开始亦商亦农，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频繁，当代温州商帮背后涌动的商魂就是以生存为前提的“农商文化”，在温州这块土地上早已萌动着商业文化的基因。

　　另外，温州农村的耕地资源严重不足。1978年，全市人均耕地只有0.35亩，每个农村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耕地也只有1.90亩，都只及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因此，在生存的压力下，温州人不得不自谋出路，偷偷从事手工艺和经商活动，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当改革开放一声号响，温州人秉承的传统重商基因和发家致富的梦想随即全部得以释放，百万供销大军开始浩浩荡荡闯商海。

　　而经商办厂富裕了的人们便有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与自我利益的诉求和追求，也就是说，有了一种在法律框架下的自由的强烈愿望。而这些人由个体发展成为团体，这些团体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组成了市民社会。

　　记：能否谈谈市民社会在温州的未来？

　　汪：确实，温州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非政府组织和社团的红火，新的阶层的兴起，将一个市民社会的雏形呈现在我们面前，渐渐清晰。

　　在这个最早释放民间热情和想象力的地方，其表现出的强劲张力仍将在中国未来经济版图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可以乐观地展望市民社会在温州的未来。这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中得到进一步说明。农民和市民在分化中走向融合。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温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队伍正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乡下人”正在转化为现代城市市民。

　　以保证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和责任自负的前提下，个体感到个人自由需要集体的保障。于是契约和秩序精神的高度外化，就是各种自治性社团的出现。

　　民告官呼唤地方政府作为。1988年8月2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苍南县公开审理“包郑照诉苍南县政府赔偿损失案”。这是全国第一例“民告官”案。这场官司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标志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步。此后，在温州民告官的案例不断出现，人们已经习惯于以法律为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