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两会”《社会生活》：祖孙三代谈社保

　　国际在线消息：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近些年来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心，在正在举行的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年度例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时政报告中提出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保证各项社会保险金的及时支付，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那么，这些年来社会保障政策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节目里，我们走访了北京的一个家庭。也许，从他们祖孙三

代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历史的轨迹。

　　老李一家居住在北京市劲松小区。爷爷李家骥退休已经快22年。现在，他每天清晨去公园走走，会会老朋友，当然，也时常会谈起他们各自退休后的收入：“我退休那会退休金才75块，这些年倒是也不断在涨，现在能拿到1000多块吧，也够花吧，当然能再高点更好吧。”

　　老人1953年进工厂当木工，一干就是31年。1984年退休回家。虽然退休金比当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在北京这还是接近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水平。尽管李爷爷一再说这个年龄的人不需要太多钱，但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老人对进一步提高退休金的期待。毕竟，接近社会低保水平的收入还是让一些有负担的老人在生活中面临尴尬。

　　其实早在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就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有了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从社会保险开始，建立了除失业保险以外的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方面的综合劳动保险制度。这个制度在六、七十年代一度中断，后来又逐渐恢复，但主要是退休费用的社会统筹和一些基本医疗费用的社会统筹，而且大多针对国有和集体企业，包括老李工作过的光华木材厂。

　　到9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企业办社会”这个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旧制度就需要分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养老、医疗基金的社会化管理。而此时李爷爷一代早已退休，于是，尴尬来了。按照1997年出台的规定，社保需要企业、社会和个人三方出资，而早已退休的李爷爷没有个人社保的出资积累，出现了一块空帐，他只能领取社会统筹那部分。

　　对这种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绍光教授这样说：“（19）97年之前退休的，(由)企业负担的其养老保险金视同为缴纳，但是由于个人交纳帐户的空帐，加之当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较低，所以他们的退休金是比较低的。”

　　好在老爷子身子硬朗，开销也不多。让他欣慰的是，儿子李军朋赶上了改革后的社保。62岁的大李两年前从一家国有公司退休。

　　“年前（退休金）又调整了一次，能拿个2000块吧，也还过得去，比老一代人强了。”

　　大李对自己的工资似乎还满意。1997年《决定》出台后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大李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恰恰算是“中人”一代，于是，大李的处境就比父亲好了许多。究其原因，李绍光这样分析。

　　“这代人的个人养老保险金帐户也有一段的空帐，(但是)《决定》的出台让帐户得到落实，另外国家对‘老人’和‘中人’的情况还有一定的补贴。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提高，大李一代人的收入自然就比老李要高了。”

　　这个家里最不把养老金和医保放在眼里的是28岁的“小李”—李小朋。他大学毕业后就在一家外资公司上班。从签订用工合同的那天起，单位就要每个月为“小李”交纳养老保险、医疗险和失业险，但是同许多年轻人一样，从工作之初就“三险”齐备的这一代，似乎对此不以为然，虽然爷爷抱怨他身在福中不知福。在这一家，老人关心的是生活有保障，而年轻人偏偏还要借钱消费，这不，小李还开上了贷款买的新车，显得泰然自得。

　　“现在外企、私企都有‘三险’，只要是个合法单位都要给员工上‘三险’，不过将来谁靠这个呀，年轻多赚点，什么都有了。”

　　李绍光教授说，因为个人帐户的完备以及国家统筹资金的稳定到位，养老金问题将不再是个小李这一代的“话题”，他们甚至可以考虑在基本保障确立的基础上怎样投资未来。

　　面对庞大的人口以及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中国的社保政策需要进一步调整，但实践证明，从国企到私企，再到个人，从城市到农村，社保的门槛在降低，立法也在加强。从2005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建议，将有条件的农村也逐步纳入社保体系。应该说，中国的社保体系正朝着惠及更多人的方向发展。

　　但毕竟情况复杂，全国政协委员卞耀武认为，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四大难题。

　　“有许多制度，但制度还不够健全；投入很大，但总体不足；覆盖面在扩大，但仍需进一步拓宽；不同地区有高有低，需要量力而行。”

　　回到李家，3月5日那天，温家宝发表《政府工作报告》，老李和大李坐到电视机前，准备听一听他们关心的事情。

　　结果，还真来了个好消息，温总理讲话：“各地要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今年国家将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