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炳宜：孤独的行走者

　　本刊记者/吕娟

　　“我常常感到自己面对的是铜墙铁壁”，牛炳宜说，“而鼓舞我坚持下去的是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对法律与事实的 尊崇。”

　　有人说，2003年的杨志杰案成就了牛炳宜的名气，而熟悉牛炳宜的人说，农民杨志杰

是幸运的，虽然被超期羁押 夺去了12年的自由，忍受了4447个日夜的屈辱，但他最终遇到了牛炳宜，在这个倔强的女律师5年不言弃的奔走呼号下 ，杨志杰终于洗清冤屈，重返家园。

　　2005年12月11日的某一刻，59岁的牛炳宜在网上贴出了这样一段话：

　　窗外寒风凛冽，新年将至，又到了向家乡父老汇报的时候。首先我要沉痛悼念为杨志杰鸣冤12载的他的妻子吕富荣 ，这个善良的中国农妇，在2005年夏季的一天，从公安局上访失望归来，永远闭上了她红肿的双眼。距杨志杰获释仅两年 。

　　……这就是我的当事人，他们没有文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他们善良勤劳朴实，极有耐心、韧性和毅力，为了追 求公平和正义，他们拒绝诱惑，含辛茹苦，百折不挠。他们的精神鼓舞着我，他们的苦难鞭策着我，他们的信任感动着我……

　　“看过安徒生的《光荣的荆棘路》吗？”2006年2月10日，在与牛炳宜交谈了5个多小时后，她问我，“我喜 欢这个童话，充满悲剧色彩”，她微笑着说，“里面有一句话，只有被上帝选中的人才能走这条路，”她顿了一下，“我没有 这么伟大，但我愿意走。”

　　被抓入行的律师

　　牛炳宜称自己进入刑辩律师队伍充满戏剧性，她伸出因患腱鞘炎而严重浮肿的双手，“看不出来吧，我以前是科班出 身的音乐教师，教乐理和二胡的。”她笑着向我演示，握紧双拳，但肿胀的指关节立刻不听使唤地“咯噔噔”松开。

　　1980年时，34岁的牛炳宜在河北邯郸师专任音乐教师已多年。那一年，学校校长儿子被其女友杀害的案子，轰 动了全国，也意外地打乱了牛炳宜只有音乐和学生的世界。

　　“当时传闻很多，说女孩为男孩怀了孕，男孩始乱终弃，罪有应得；也有说女孩父亲是刑警大队队长，因此女孩判不 重，顶多两三年。”舆论引起了牛炳宜对案件真相的好奇。1981年，案件将在女孩单位的大礼堂公开审理的消息传出后， 牛炳宜立刻托朋友搞到几张旁听的入场票，那时她对法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可能是中国恢复辩护制度以来，河北第一起控 辩双方都可参加的刑事案件，尽管她从小就对季米特洛夫法庭演讲的小人书万分着迷。

　　庭审当天，牛炳宜和同伴们虽持着票，却被法警拦在门外，已经开庭了，她从门缝看到很多人从后台向旁听席上走， 并将此消息告诉身后的群众，人们气愤地起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我看见里面的法警气势汹汹地朝我走过来，打开门，”随 后，牛炳宜被法警反拧着胳膊，揪送到了后台。委屈和愤怒的她与法警争执的声音引来了法院副院长，牛炳宜向他质问，这是 公开审判吗？最终，牛炳宜被允许席地而坐在审判台的侧幕内旁听了审理，此时庭审已进行到多半。她看到公诉人以故意伤害 罪起诉，也看到旁听群众一边倒，当辩护律师发言时，底下掌声雷鸣，而被害人代理律师还没张口，就被嘘声打断。她也听到 被告女孩在陈述时说：“我不想杀他，我只想伤害他。”

　　休庭时，人们纷纷围住了辩护人和公诉人，向他们表示声援。牛炳宜走到无人问津的被害人代理律师身边，向他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人们在口语中一般不会用‘伤害’两个字，我直觉这句话不是被告人当时的真实想法。”然后，她大胆地提 出了自己怀疑女孩系故意杀人的几点理由。话没说完，牛炳宜又被法警带走，纷乱中，她看到那位律师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她。

　　案子被宣布择期宣判，牛炳宜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但没多久，学校的一位领导告诉她，有人在找她。原来，那位被害 人代理律师在庭审后，多方打听那个“勇闯法庭，敢于谏言”的女教师，并通过司法局表达了希望她能加入律师队伍的强烈愿 望，这时牛炳宜才知道，这位老律师是河北省仅有的三名大律师之一耿皓。

　　“我当时就答应了。那次庭审的经历让我感觉到，民主法制在我国的道路并不平坦。当老师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不能 立竿见影，而律师可以通过一个一个案子促进社会法制的进步。相比之下，后者才是我最想做的。”

　　1981年开始，牛炳宜当上了兼职律师，师从耿皓。那时律师行业实行考核制，而她接到师傅布置的第一个作业就 是重新调查当年那起情杀案。

　　“我的调查当然对已终审的案子没有任何影响，但是通过这次任务，我知道了，作为普通人，你可以同情弱者，可以 感情用事，但是律师，只能做法律和事实的忠实信徒。”

　　25年荆棘路

　　牛炳宜在自己手机的开机提示上，设置了两个字：制怒。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又有不服输的性格，所以常常为自己所面对的现实愤怒和痛苦。”

　　25年的律师生涯，让牛炳宜动怒的事情主要有两种：一、自己和身边的律师被歧视，二、自己的当事人遭遇司法的 不公正待遇。

　　在牛炳宜看来，1983年开始的“从重从快”无疑给刚刚恢复的律师辩护制度泼了一盆冷水。“之前两年，公检法 与律师的关系非常好，律师得到很好的尊重，”但“从重从快”明确规定几种重大刑事案件不准律师辩护，在此种环境下，律 师地位明显下降。“受蔑视，成了家常便饭。”

　　“去外地进行调查，法官听说是辩护律师，头都不抬让你在寒冬腊月的门外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去法院开庭，法警硬 生生地把你拦在门外，不让你提前进去准备材料，直到被告人被提上来，法官入座了，才在门口吆喝你进来；去找司法专员协 调案子，他会一拍桌子嚷道，你不就是一个小律师吗？”

　　二十多年，这种职业所带来的委屈当然远不止这些，而牛炳宜的原则是，“坚决对抗，不让自己受欺负，不让律师职 业蒙羞。”她最经常使用的反击的话语是：“这是我们律师的合法权益！”

　　杨志杰一案被全国报道后，牛炳宜的电话几天之内就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打爆了，“都是沉积数年的冤案。很 多案子只凭口供就判，几年、无期甚至死缓。一个已经服刑10年的犯人给我写信让我帮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犯罪，但我却无 能为力。”

　　迟来的正义是不是正义？办理了几百起刑事案件后，牛炳宜常为这个问题所苦。

　　1993年，东北黑山人姚伟陷入了一件“奸淫幼女案”，并因此锒铛入狱8年。1995年，牛炳宜担任了已被羁 押2年的姚伟的二审辩护律师，并在法庭上对已有的公诉人证据提出了强烈质疑：在邯郸市公安局的鉴定之前，邯郸市法医医 院也对被害人身上的物质进行了检验，根本没有发现精斑；实际上姚伟身上没检测到被害人身上任何一点遗留物；邯郸公安局 检验的被害人身上的物质不知由谁经何程序于何时、何地提取，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提取的物证，不能排除伪证的可能……

　　对这些辩护意见，二审刑事裁定书中仅用一句话反驳——“辩护人所提原判证据有矛盾，经我院查实，并无矛盾”。 姚伟获刑9年。其家庭随之破裂。

　　1998年，姚伟在一次监狱医院验血时发现，自己的血型是O型，而并非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精斑”所显示的AB 型。他迅速联系到牛炳宜，时隔5年，牛炳宜开始了为其申诉的艰难道路。1999年12月18日，邯郸市中院再审判决原 审被告人姚伟无罪。而此时，姚伟已经有了彻头彻尾的改变，满脸横肉，对迟来的正义“麻木到平反不平反都那么回事”，迷 恋算命，“总在恨着什么，有一种报复心理，常在梦中设法杀那些陷害他的人”。

　　牛炳宜觉得，很多时候自己都在充当一种牧师的角色，每每代理关系结束后，她都会尽量劝慰与告诫自己的当事人， 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人，“我相信你是好人，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在多恶劣的环境下，都不要让自己变坏，不要灰心。”但很 多时候，这种劝慰也让她无力。

　　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一位工作时被机器轧断两指的陕西农民工因交不起医疗费从医院跑出来，找到牛炳宜，希 望她能帮自己向老板讨回工资和工伤赔偿。牛炳宜为他免费做了代理，终于要回了几万元的赔偿。小伙子与妻子感激不已地拿 着钱回了老家，并表示再也不回来了，“城市留给他们的只有冰冷和伤痕”。之后的每年春节，牛炳宜都会收到一位自称“我 是那个断了两根手指的人”的祝福电话，这让她非常难受，“他们觉得自己卑微得像沙粒，不可能被城市记住和分辨”。

　　孤独行走

　　“我常常感到自己面对的是铜墙铁壁”，牛炳宜说，“而鼓舞我坚持下去的是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对法律与事实的 尊崇。”

　　牛炳宜说她最怕当事人说牛律师我的命就交给你了，这让她异常沉重。而她的梦想是，如果能有一个专门审理申诉案 件的法庭，她愿意去当法官，能办一件是一件，只要能为一些人洗清冤情。但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仅仅只能是梦想。

　　执业二十多年，牛炳宜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常年饮食不规律，使得她终于在一次工作中突发胃穿孔，“呕血便血大半 年，被切除了大半个胃”；因办案子四处奔波，常常徒步走大半天的偏僻山路，双腿严重静脉曲张；而她的双手也因常年的案 头工作引发双腕管综合症和腱鞘炎，“现在几乎无法持笔。”

　　牛炳宜早年离异，自己带着一双儿女。由于工作繁忙，几乎没有时间照看孩子。所幸，孩子们成长得都很健康，儿子 在很小的年龄就知道照顾妹妹，自己接送妹妹上学，15岁就考上了重点大学，后留学美国并取得工作签证。女儿也在大学毕 业后，谋得了很好的工作，27岁就担任一家外企的区域销售经理。对于子女，牛炳宜有说不出的愧疚，儿子出国多年，她一 次都没有去看过，“总觉得有什么事会被耽误”。而跟女儿生活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她的生活都被办案、调查所占据。

　　儿女们知道妈妈工作很忙，但对于这个职业所面临的人身危险，牛炳宜却很少提及。女儿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突然蒸发 ，却不知道某些时候，妈妈可能正只身前往连公检法都不敢涉足的黑三角调查取证，或者因办案得罪了一些不法分子而被跟踪 围堵。女儿至今保存着几张妈妈出差办案前留下的字条：如果我在xx时间内没有回来，你就打电话给这些人……

　　牛炳宜托付的人始终是那么几个，她坦言，自己没有太多朋友。

　　“有人说我太强，不容易接近，甚至有人说我目中无人，太清高。这些我都承认，我的性格有挺悲剧的一面，法庭上 据理力争，但生活中很少说话，甚至是羞怯的。”

　　或许是出于对女儿的歉疚，步入中年后，牛炳宜的人生轨迹开始转移。女儿到天津读书，她就在天津执业，女儿到北 京工作，她也随之转战北京。

　　“我办的案子，没有一件是公检法机关给介绍的”，她并不在意有无案源，“现在，有人来找我代理，我能接的就接 ，如果有一天没有人需要我了，我就可以退休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3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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