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流泪

　　去年4月17日晚，我偶然把频道调到某沿海地区电视台，女主持人和来自上海某高校的教授嘉宾正就深圳某派出所打出的有歧视河南人之嫌的标语展开讨论。这个话题很吸引我，就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但越看越不对劲，对话的基调好像并不是反歧视的，女主持人说话还比较克制，而嘉宾的说话则比较随意，充满了偏见。我当时很意外，因为移民加拿大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族群和谐，也知道在加拿大种族歧视要担负很大的罪名，对其他族裔的风俗、生活习惯、不尊重往往导致官司缠身。这位嘉宾在公共媒体上随意发挥，有欠公正

性，可能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

　　第二天，我的情绪依然不能平静，就写了一封信，寄给了那家电视台，另外还分别抄送给那位嘉宾所在单位。为了表明诚意，在信中我还附了自己的名片，以及自己主编的一本地域文化的书，希望他们以更宽容的心态对待来自各地区的人民和文化，相互尊重，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信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了那位嘉宾对这件事的基本态度，他似乎显得有些“幸灾乐祸”，而且“其言论实际上是给河南人伤口上撒把盐”。在谈及上海人时，他明显有些妄自尊大，处处把上海人和外地人对立起来。最后，我衷心希望那位嘉宾“要多了解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和风俗，以真正的海派心态容纳多元文化，而不是处处培植仇恨和偏见”。

　　信发出后没多久，我收到了电视台的回信，对我的书表示感谢，书放在了阅览室供记者们学习，同时表示他们也会慎重对待我的意见。事后我反思自己也有不周到的地方，因为是观看电视后第二天就写信，难免夹杂着一些情绪。另外我没有直接和那位嘉宾沟通，很可能加深了他的误解，给他的工作带来一些麻烦，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和他解释这件事，但此后工作繁忙国内国外跑，就把这事拋在了脑后。没想到这件渐渐被我淡忘的事今年风波再起，还是同样的话题，但事关我的家乡———安庆。

　　我一直自信地认为，在国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是自豪的；在国内，作为一个安庆人也是值得自豪的。而且这两者相辅相成，爱国家必然爱家乡，爱家乡也必然导致爱国家，这是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感情，对中国人来说，侮辱他的家乡无异是毁其根本，伤其自尊。我的家乡安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也是近代开埠比较早的口岸城市，经济和文化一直良性发展。所以，当一天早晨，身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我打开了电脑，看到了网上铺天盖地的“安庆、皖北、小偷村”时，简直目瞪口呆。我不知道记者有没有到过安庆，因为他首先把安庆方位弄错了，安庆在皖西南不在皖北，不能什么事都赖在皖北，而且在安庆那么多年我从未听过有“小偷村”一说。

　　发表于《新民周刊》的那篇文章是不值得辩驳的，文章处处模仿先前发表于该周刊的揭秘阜阳乞丐村的报道，从语言风格到写作手法如出一辙，可以看作是它的姊妹篇，下面可能会有“卖淫村”、“保姆村”、“造假村”、“人贩子村”等等。该文在没有任何公安部门和法院结论的情况下，也没有区分是个别小偷、盗窃团伙还是家族小偷，就匆忙下了“小偷村”的结论。在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眼里，看到枞阳有那么多楼房时，会马上想到这是用偷来的钱盖的；看到农民有人买私家车时，他马上想到这是用偷来的钱买的。因为他认为安徽人尤其是皖北人活该就是穷，富的话肯定来路不明。这样的霸道说法没有正义可言，纯朴的村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小偷义愤填膺的话语，成了对方的证据。他们一开始就被置身于一个不利的位置，而任何为自己的辩护将会使他们更加不利，就如同我读过的一个台湾女画家的故事，她在商场被人诬作小偷，双方对簿公堂，就在法院要做出对女画家有利的判决时，她选择了自杀，因为她承受不了摧毁她自尊的舆论压力。

　　我通过网上网民公布的《新民周刊》电话，找到了作者杨江本人。我问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杨江说来自于《法制日报》的一个小报道，题目大意是枞阳小山村发现盗窃团伙。我又问怎么盗窃团伙变成了遍地开花的“小偷村”？

　　接着，我又打电话给《新民周刊》丁主编，我指出这篇文章严重失实，故意模仿“宫小村”的叙述风格和叙述内容，明显带有地域歧视。我又说，在公安部门和人民法院没有做出结论之前，仅凭一个记者两三天道听途说的采访，那记者岂不可以替代公检法机关了？你们是不是去之前就已下好了结论，采访只是为了丰富写作素材？

　　当通完所有的电话，多伦多已是深夜，我坐在床上，身心俱觉疲倦，后来我开始流泪了，为那块土地上朴实善良的人民，为他们的无妄之灾，为他们未经法律判决而获得的罪名！ 2006年3月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