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重庆”人文精神的民间追问

　　保卫城市生长原点：为码头文化一辩

　　老枪/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重庆人在场面上说到“码头文化”时，一直都抱以批判的口吻，主动将它裹上一层脏拉吧唧 的外衣——其心态，有如一位出入名流社交场所的绅士，

不得不强忍恶心，咽下口中那一泡带着自己体温的浓痰。

　　“码头文化”在这里被诠释引申为粗痞、散漫、无秩序、逞强斗狠、不讲卫生、动手不动口，袍哥习气……等等反现 代文明的恶劣品质。

　　说到码头文化的定义，我们不得不从码头说起。

　　重庆与码头，码头与重庆，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890年中英签订《重庆通商条约》，英国取得在渝开埠通商的权利，到1929年这座水码头正式建市设立市 政厅，再到1940年，国民政府将重庆设为抗战陪都并在紧急状态下动员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工厂大批内迁——一部重庆城 市发展史，基本就可以概括为一个水陆大码头的繁荣史。

　　直至1949年解放大军挺进西南后，在贺龙元帅主持下修通成渝铁路之前，外地人来重庆，一般只能走水路。顺长 江逆流而上，远远地，便看见朝天门码头兀立在两江交汇处；而作为重庆母城的渝中半岛，则隐隐约约，被一层雾障，隔绝在 似有若无的空间之外。所以，朝天门码头的汽笛、石梯、浓雾，号子、吊脚楼、以及此起彼伏的市井吆喝声，就构成了外地人 对重庆最初的、肯定也是最为深刻的印象。

　　是的，作为一种地缘文化的源头，不论是巴国还是白虎巴人，距离重庆都太遥远了些；不像古代蜀国与当代四川之间 ，在文化上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尽管与重庆一样，都有着明末清初、抗战、解放军挺进大西南、三线建设等四次大移民的历史 ，但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和锦绣芳华的古蜀文明似乎有着不可抵抗的同化魔力——虽然刘蝉曾说过“此处乐，不思蜀”这样一 句遗臭万年的名言，但思与不思在这里，其实只是为了“忘忧”，为了隐藏傻皇帝心中那排遣不尽的思蜀乡情！

　　至于重庆，从它成为一座真正意义的城市那天起，就是一个码头，一个因为海外列强的入侵才被打开的通商口岸，然 而令人不解的是：这种由码头城市所派生的码头文化，从什么时候起——为什么就一定是“粗痞、散漫、逞强斗狠……”等等 市井习性的代名词呢？

　　1891年，重庆开埠之年，“为挽回中国利源”，一个中国人将其家族在日本经营的火柴厂迁回重庆，兴办了当时 全川第一家现代工厂；他的后人后来成为“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参与领导了1911年-1912年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 运动”，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永远的民间回声——这个人，就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吴敬链的外曾祖父邓命辰。

　　1905年，一个年仅20岁的中华义士在上海租界因宣传“推翻满清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而被捕，不久卒 于狱中；1912年2月，孙中山签署命令追赠他为“大将军”，吴玉章题诗赞曰：“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这个少年英雄，就是生于重庆巴县(今渝中区)的邹容。

　　还需要列举从1938年开始——在日军战机大轰炸的冲天烈火中挺直脊梁的那座城市和那些人民吗？还需要遥想1 949年11月27日——歌乐山上那一缕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攻城枪声而喷涌的血色曙光吗？

　　这才是重庆，这才是“操码头”的重庆好儿女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的丹青笔墨，这才是有待重庆人继承光大的城市精 神。

　　重庆，因为地处西部内陆而封闭，但一条滔滔东流的长江把重庆与大海连在了一起。在重庆开埠的一百多年历史中， 那些环绕渝中半岛的水陆码头和外省移民会馆，就是重庆城通向大海、通向一个更辽阔空间的窗口。码头带来了袍哥帮会江湖 习性，带来了粗痞无序逞强斗狠；但是码头更赐予了这座城市以工业文明、商业财富、人杰汇萃、灵动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以 及敞开双臂拥抱世界的胸襟。

　　伴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重庆早已变成一座立体的城市，码头如今不再是重庆人通往外部世界的最主要途径，于是东 水门码头、千厮门码头、望龙门码头、磁器口码头……一座又一座码头废弃了，荒颓了，变成了城市昨天的记忆。但这种由码 头文化而浸淫出来的城市精神，却深植于重庆人的个性之中，永远不会消失。

　　码头，是这座城市出发的原点，更是重庆人放飞梦想、迎接明天、面向世界的象征。

　　假设有人发现了码头上的一块痰渍、一处污点，请告诉我们，告诉大家，你也可以把它轻轻擦掉；不过，请别因此而 对它进行妖魔化的毁谤——因为，它就是你我的家，是你我得以站在大地上仰望天空的生命之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