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在今年地方“两会”期间，将“官员问责”纳入法制化轨道也成为一些代表、委员议论的热点。文章认为，完善“官员问责”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一要建立健全问责制的科学体系。问责制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等同于引咎辞职。应当承认，目前中国真正主动“引咎辞职”的官员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在上级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的，这说明在中国的官员队伍中还缺乏一种勇于承担道义责任的文化。
二要明确问责范围和问责对象。从现有的问责事件看，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许多地方和领域，都只有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后，才能促成相关责任人被动辞职。而且总的看，目前“引咎辞职”还锁定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尚未真正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这与西方社会广泛的引咎辞职事项相比，显然范围是偏窄的。另外，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在党政领导、正副职、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又与权责不清相连，因而很难令当事人心服口服。
三要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正当程序是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以谁来启动问责程序为例，目前有的做法就不太合适，如在吉林中百商厦的特大火灾事故处理中，吉林市市长刚占标虽然“引咎辞职”，但处理通报却来自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而不是对其选举任命的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文章认为，要使长期习惯于“对上负责”的官员们学会“对下负责”，就应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逐步扩大官员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并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问责权。
四要对被问责后的官员去向进行妥善处理。现在有的地方官员，虽然按照某一问责办法被问责，如给予行政处分，但并不影响其升迁，致使这种问责的效果受到质疑，给民众的印象是处分并不重要，只要他有关系，照样升官；还有的官员，虽然“引咎辞职”或被撤职，但很快又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既要防止对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也要防止过快地让其复出，甚至让其凭不正之风将问责的效果虚化。对于那些确有所长，或者在实践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的，应当通过公开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民众选举的方式，允许其重新参政。(刘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