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 一心为民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就与宋日昌同志相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文革”中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改革开放后，他又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在3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老领导。他勇于负责、鞠躬尽瘁、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使我深受教益，终身难忘。他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我和许多干部群众的脑海之中。今年3月18日，是宋日昌同志百年诞辰，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宋日昌同志的崇敬与怀念。

　　一、支援前线的先行官

　　1927年3月，宋日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他跟随叶挺将军向反动势力开火。在随军辗转的过程中，宋日昌与部队失散，去了香港、上海，后回到南京，与党重新接上联系。但南京局势突变，党组织遭破坏，为了寻找真理，宋日昌东渡日本留学，“七七事变”爆发，回国投身抗日斗争。在山西参加“牺盟会”，宋日昌有机会见到了薄一波，吐露了自己压抑六年之久的找党要求。经过十年坎坷的共产党人宋日昌，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1940年春，宋日昌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同年3月，党派他带领100多名干部，历经千难万险，到苏北新四军参加以彭雪枫为师长的第四师，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之后，他历任豫皖苏联防委员会民政处长、苏中行政公署民政处长、苏中粮食局局长、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抗日战争。

　　1944年底和1945年4月，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奉命先后率部渡江到达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宋日昌随军南下。不久，苏浙军区成立，将苏南浙东部队与南下兵力合编，准备配合盟军登陆，开展对日大反攻。1945年2月，我军兵分三路，开始向浙西敌后进军，沿途攻克日伪许多重镇据点，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欢迎。当时，浙西等地区山多人少，加上春荒，粮食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前线部队有时只能以野菜、竹笋充饥。为解决前方物资供应困难，苏南行政公署决定成立支援前线司令部，由行署副主任宋日昌任总指挥。他日夜奔波组织了55万个劳动力为前方运送大批粮食，并运回许多伤员，还动员了6200名民工长期随军服务。在支援前线的日日夜夜里，宋日昌不仅和干部、民工同甘苦、共命运，和他们打成一片，还亲自慰问伤病员，受到部队将士与地方干部、群众的热情赞扬。

　　解放战争期间，宋日昌任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忙于华东野战军30万大军的后勤供应工作。当时我是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副总站长，1947年5月上旬，为保证孟良崮战役作战部队供应需要，我到他那里请求支援，这是我和宋日昌第二次见面。他在百忙之中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介绍我找到山东省政府工商总局局长石英，拨给我站黄豆、鱼干、粉丝各数万斤，使我们完成了孟良崮战役作战部队副食品供应任务。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即1948年7月，宋日昌任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政治部主任，又兼支前委员会的司令，他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完善的运筹计划，筹集了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保证了大军渡江战役的作战需要。同志们称赞宋日昌是一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先行官，为华东地区重大战役及渡江作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建设新上海的开拓者

　　解放初期，宋日昌从皖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1956年9月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后，宋日昌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曹荻秋常务副市长分管郊区农业生产、防台、防汛工作，还兼管过交通、公用事业、民族、宗教、侨务等工作。我于1956年到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与宋日昌副市长朝夕相处达十年之久。他对分管的工作，敢抓敢管，勇于负责。他兼任上海防台防汛总指挥时，每次强台风和大潮汛来临，都亲临各县江、海塘和危险地段进行一线指挥。在宋日昌专用公车里必备的三件用品是：长统胶靴、橡胶雨衣、手电筒。

　　我们称宋日昌为“农民市长”，因为他的时间表和农民一样：春忙耕种，夏忙“三抢”，秋忙收获，冬忙农田水利和田间管理。他工作十分认真、踏实、细微、务实。节假日他往往不在家休息，不是开会就是到郊县农村，了解作物生长情况，检查工作，帮助下面解决具体困难。宋日昌的足迹遍布了上海十个郊县各公社和各个农场。1959年到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上海市区居民粮食限量供应，每人每月只能买到很少的猪肉及食油，蔬菜等副食品也很紧张。每到过年过节，宋日昌就忙着调拨上海超额生产的工业产品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拖拉机等，到浙江、江苏、安徽等兄弟省市去交换禽、鱼、肉、蛋和粮、油、蔬菜等副食品，以保证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宋日昌为官清廉，一身正气，几十年来，大量钱、财、物经过他的手，但他从不拿公家的一针一线，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在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后，中共上海市委及市人委果断地作出决定：围田垦荒，变崇明芦苇草滩为城市副食品基地。1960年8月，市人委成立围垦指挥部，由副市长宋日昌任总指挥，市政工程局局长徐以枋等人为副总指挥，组织市区十多个局、区的机关干部约十万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奔赴崇明、长兴岛、奉贤、南汇等地，划片包干，围垦滩涂。宋日昌总指挥向围垦大军发出“向海滩争地、向荒滩要粮”的豪迈誓言，一场惊天动地，向自然界开战的围垦发动起来了。

　　围垦开始后，宋日昌多次赴垦区视察，还将在上海读大学的两个儿子送上围垦第一线去锻炼。宋日昌直接指挥了崇明岛百万沙大坝合龙。那天，广大干部、群众看到副市长深入围垦第一线，干劲倍增。大家群策群力，一鼓作气，很快完成了百万沙东坝浩大工程的合龙。在此期间，我陪同宋日昌在崇明几个垦区视察。他头戴大草帽，身穿粗布衣，深入到窝棚工地，向干部、群众嘘寒问暖。我们目睹大批干部、民工头顶青天，脚踏淤泥，起早带晚，抢割芦苇，挖地开渠，挑土筑堤，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宋日昌每到一处，均叮嘱指挥部干部，要尽可能帮助围垦人员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他还和徐以枋副总指挥以及技术人员研究怎样运用技术力量提高围垦造堤的质量，保证堤坝能抵御大风大浪的冲击，切实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据不完全统计，到1961年6月，全市已围垦土地30万亩，建立国营畜牧场14个，它们生产的粮食、家禽、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到市区，改善了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

　　三、落实政策的带头人

　　在十年动乱中，上海首当其冲，宋日昌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达七、八年之久。1976年10月，党中央英明决策，“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们本以为“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可以迅速彻底平反，但由于出现“两年徘徊”，这个愿望未能很快实现。1978年我和宋日昌见面，他愤愤不平地说：“有些人不给我们平反，我们就自己平反。”他鼓励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以纪念曹荻秋市长逝世三周年名义，写了《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好市长》一篇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以后该文又由香港三联书店收入《泪雨集》一书。我们揭露“四人帮”在上海的罪行，并强烈呼吁为受迫害者平反，恢复名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日昌得到彻底平反。1979年5月他被选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并连任第六届副主席。我也于1981年调到市委统战部任副部长，兼市政协秘书长。宋日昌在政协任职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拨乱反正，推动各项政策落实。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落实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当时还有许多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同志的私房和抄家物资尚未发还，我们感到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必然要影响上海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创造性，影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时作出重要批示。胡耀邦引用了唐朝韩愈《祭鳄鱼文》中的一段话，批评一些地方落实政策不够有力。他在批示中说：“落实政策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七年还不落实政策，就是像鳄鱼一样，‘冥顽抗命’了。”中共上海市委根据胡耀邦同志批示精神，委托市政协党组协助市政府有关部门开展落实政策的大检查，切切实实地推动上海的工作。

　　市政协组织了四次大检查，每次都有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及各民主党派同志参加。1983年7月30日组织的一次大检查，兵分五路，每路由一位副主席任组长。宋日昌为第五组组长，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单位，检查被查抄的工艺品情况。检查发现已有一批工艺品被出售到国外，宋日昌大怒。事后，市政协党组把检查情况向市委领导汇报。市委同意市政协党组及宋日昌同志的建议，立即冻结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单位收购的被抄家来的工艺品出口，并清理仓库中这类存货，由市政协检查组协助有关部门，陆续退还原主。市委这个正确决定，大大推动了上海落实政策工作的顺利开展。上海国际礼拜堂，是国内外很有影响的教堂，“文革”中受到破坏又被“样板团”占为活动场地。“文革”后，久久不能落实政策，因为那是“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宗教界人士因宋日昌“文革”前是分管宗教的副市长，所以请他帮助解决。宋日昌敢于碰硬，找文化局和剧团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予以归还。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到1987年落实政策共发还私房35.7万平方米，归还文物工艺品67.4万件、书画236万余册。对已售出或找不到物品的，都分别作价适当补偿。对属于各省市抄家文物、工艺品，也如数交有关省市退还原主，江苏、江西、浙江、安徽有关部门都来信表示感谢。

　　我和宋日昌同志30多年相处中，深深感受到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他从不摆老资格居功自傲。相反，把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都归功于集体，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党的领导。他晚年不顾年老多病，从事上海的老龄工作，并担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为社会多做贡献。可以说，宋日昌同志是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带头人，是名副其实的优秀的共产党党员。宋日昌同志的工作精神和崇高品质，在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范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