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普法应注重“乡土化”

　　□特约记者张蕊

　　“村规民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大乡村，历朝历代的村民们可以不熟悉朝廷的“法度”，但绝对 知晓“乡规”“村规”，乃至“族规”。他们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以同样的标准评判乡邻的行为。为提高加强“ 五五”普法中农村普法的工作效率和社会效果，全国政协委员、贵州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汉宇提出，要将法制教

育与传统文 化相结合，运用法律对“村规民约”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完善，使农村普法工作与“村规民约”相结合，逐步“乡土化”。

　　“村规民约”尚存不足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帝制历史上，由于“皇权”统治不下乡村的传统，乡村是士绅阶层在起主导作用。而“乡规”“村 规”“族规”则起着维护乡村文化传承和秩序的“习惯法”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在政治 、经济上彻底翻身成了农村的主人，其标志之一即是在乡村传统习俗的改革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注入新社会的新精神，逐 渐形成了以“村规民约”为规范的新习俗。但是，毋庸讳言，既有的“村规民约”建设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

　　一是流于形式。在一些地区，由于政府官员以应付差事的态度对待“村规民约”建设，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制推行，“ 村规民约”只是变成了一块块耸立在村头的石碑，其内容往往是时任乡村领导自以为是、“为民作主”的作品。村民对这样的 “乡规民约”大多不屑一顾。

　　二是优秀的乡村

　　三是封建文化的糟粕有程度不同的反映。由于数千年封建文化的浸染，在真正由村民议定而不是由领导包办的“村规 民约”中，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往往共生于同一个规约中。

　　四是个别“村规民约”片面强调村民利益保护，存在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现象。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推进，在涉及到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征用、矿山开发等方面，农民利益与政府利益、

　　普法宣传与

　　“村规民约”相结合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各级政府积极介入“村规民约”建设，曾一度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风尚的进步。因 此，李汉宇委员提出，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通过运用法律对“村规民约”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改善，使之与法制宣 传教育相结合，为农村普法工作注入乡土化气息。

　　1.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抓紧搜集整理、组织研究散存于民间的“乡规”“村规”“族规”，抢救乡村习俗文化，编撰 符合时代要求的指导乡村文化建设的示范性文本，广为宣传“村规民约”建设的重要性，真正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村 规民约”建设。

　　2.在新农村“村规民约”建设中政府应加强引导，但切忌行政命令，更不能包办代替。同时，要约束各级官员尤其 是基层党政官员尊重乡村的善良风俗，自觉遵守村民自主订立的“村规民约”。入乡随俗，身体力行，切实把形成善良的风俗 秩序作为各级党政官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道德使命。

　　3.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当重视运用法律对“村规民约”的规范和指导。对“村规民约”中违反法律的内容要 及时予以纠正。在制定和修改“村规民约”时，要认真组织广大干部和村民学习有关法律知识，科学运用法律制规立约并让村 民广泛参与讨论。既要尊重广大村民的自治权和首创精神，又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乡村文化传 统，又要引导村民坚决摒弃封建文化的糟粕和不良习俗；既要坚决保障农民依法约定“村规民约”，维护村民合法、合理、合 情利益的权利，又要坚决防止“村规民约”被不良人员尤其是恶势力滥用或利用。

　　4.建议国家立法机关以适当的形式明确“村规民约”的法律地位，以国家法律的强制力保障农村的良好习俗得到遵 守，以利于乡村新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