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城市应该反哺农村

　　这是一个属于时代的问题：城市为什么应该反哺农村

　　信报记者 杨冰/文 张毅/图

　　“现代化便是工业化”，这在自中国建国以来到20世纪末的50年中，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一致认定的道理。

　　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前进历程不难发现，贫困的农村包围着孤岛一般的钢筋水泥的城市，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特征，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鲜明烙印。

　　半个世纪农村为城市“输血”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镇农民刘国权清楚记得，1980年，小麦的价格是550元每吨，合0.55元一公斤，2005年，小麦的价格大约在1.2元每公斤。

　　25年过去了，小麦的价格涨了2倍多一点。

　　据统计，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1.86，但之后基本保持了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23。这仅仅是近25年来，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对比。

　　上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在电影《列宁在1918》中，一个俄国农民找到列宁，问为什么政府低价收购农产品，而工业品的价格那么高？

　　列宁的回答是：“必须这样。”

　　为什么必须这样？其原因便是苏联对现代化的认识——工业化。而在工业化初期，农产品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是农业利益比较低下的最直接原因。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农民统计出农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个别农业生产者也没法知道自己生产农产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没有办法测算自己的产品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因此，便无从估计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价值。

　　所以，在国家实行统一价格收购农产品的时候，价格关系是否平等，对生产者来说是未知的，因而无法确定自己产品的价格是否合理。

　　这种用价格关系汲取农业剩余的方式被经济学界称为“暗税”，是工业化初期常用的国家策略，主要表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相当严重，农村对城市的输血，首先表现为城市与农村的不公平“交易”。

　　农村对城市的输血还体现在农村富裕户向城市的大批迁徙上。1985年，城镇户口放开之后，农村先富起来的一批富裕户，成批的向城市迁徙，他们在城市购房居住，从事各种生产。这批人在“非农化”上作了先锋，但是也带走了农村大量的流动资金。

　　农村对城市的输血，还表现在农村资金的转移上。以吉林省为例，该省农村存款余额429.3亿元，贷款余额264.1亿元，有165.2亿元原属于农村的资金流向城市，占存款总额的28.5.%。其他省市区同样，真正需要资金的农村，资金反而外流。

　　与之相伴的是一些金融机构在农村机构的萎缩，中国农业银行在全国各地的乡镇级营业所、分理处大部分已经撤销。

　　城市拥有着比农村更优越的条件，市场配置资金的结果是资金“嫌贫爱富”，它使实力雄厚的地方形成一种“磁石效应”或者说“洼地效应”，从而不断地把其他地方、包括最贫困的农村的“有效资源”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结果造成越是贫脊的地方“水土流失”越是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乡镇企业世纪之交难逃宿命

　　大清早，在位于西安市新贡里的交易市场里，宗峙将自己十几个平方的小门面打开，将里面的塑料管子盘出来，一边与熟人打着招呼一边将管子堆好，然后走进店里坐下，点上一支烟，静等买家上门，这是他每天的生活。

　　交易市场的人基本都认识他，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穿着一般的老年人，当年还曾经是一家电料公司的董事长，身家百万。

　　宗峙是河南省西峡县有名的乡镇企业家，当年他经营的兴阳电器厂以生产电线、闸盒为主，产品销售遍布陕、豫、鄂各地。

　　兴阳电器厂成立于1988年，作为乡镇企业，该厂先由几个生产队合资兴办，企业的红火曾经让地方财政很“滋润”，并且吸收富裕劳动力，让当地村民增加了不少收入。

　　据统计，1985年，乡镇企业占非国有工业产出的50%，1993年占到60%。1987年，乡镇企业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10年的时间增加了10倍多。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在评价中国的乡镇企业时如是说。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第二，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逐步宽容，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的增速减缓。

　　以高负债方式快速扩张的乡镇企业，随着过剩经济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使不少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风险。加上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文化不高，管理手段落后，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只是为了享乐而不思改善技术手段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了一大批乡镇企业纷纷死亡。

　　宗峙的兴阳电器厂也没有逃脱这种历史宿命。

　　在20世纪末，有很多乡镇企业在异军突起之后，迅速地消亡。一些幸存下来的乡镇企业，经过改制已经不再是乡镇企业，变成了现在的民营企业，进而向城市聚集。

　　新村运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本世纪以来，每年都有将近1000个来自各国的考察团到达韩国，这些考察团的目标，是韩国的“新村运动”成果。

　　在国际上，韩国的新村建设已经被公认为典范。而促成这一切的是韩国上世纪70年代总统朴正熙。当时，韩国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时任总统的朴正熙，自称“贫农之子”的他发动了新村运动。

　　事实证明，朴正熙为韩国带来了转机，包括此后韩国经济的发展，仍然从新村运动获益良多。

　　时隔30余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即将拉开序幕。

　　温铁军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他认为，建设新农村最关键的地方是农民的教育问题。

　　温铁军的思路与中国新农村建设先驱晏阳初一脉相承，主张办学，教农民技术来提高农村的生产技术和效率。

　　林毅夫的观点是，目前中国面临这沉重的汇率压力，很多国家要求

　　林毅夫认为，中国农村广大的市场足以拉动内需增长，农民需要的彩电、

　　同时，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太单一，如果能在出口商品中增加农产品，将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将会降低国外对我国出口的抵制力度。

　　因此林毅夫建议，在农村建设规模化的集体农庄，使农村居民集体居住，用城市来带动新农村的建设。

　　与林毅夫相呼应，重庆本土学者蒲勇健提出了自己的新农村建设观点，他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应该用一些示范点来带动整个新农村建设。

　　蒲勇健提出，可以将重庆的三峡库区建设成为新农村的示范区。他认为，在三峡库区发展工业要受环境、交通等限制，发展传统农业，库区的耕地不足。因此只有发展新兴农业，依靠库区的环境优势，将观光农业与库区旅游结合起来。

　　解决思路只是第一步，然而建设新农村的政策、资金则是最关键的。

　　记者近日获悉，由央行主导的“农村金融总体改革方案”第一稿已上报国务院。在“十一五”期间，农村金融将会进一步开放，对支农金融机构实行优惠政策，为城市金融资本进入农村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据悉，该方案将于今年颁布实施，将成为指导农村金融改革的纲领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