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浙江第一镇

　　□本报记者张华勇章再亮

　　发自浙江绍兴

　　乡村形态的淡化，时于杨汛桥是最近10年的事。10年前绍兴县的这个地方，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但随着三次 企业转制，2001年之后出现了7家企业上市的井喷效应，股市流

传“杨汛桥板块”的说法，这个镇也因而一夜成名。

　　杨汛桥模式成为区别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新“浙江经验”。这个镇2005年完成生产总值52.37亿元，人 均GDP超过1.8万美元，连续三年蝉连“浙江省最发达100名乡镇”之首。

　　从乡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转型，被认为是杨汛桥模式的灵魂。然而这个创富

　　杨汛桥下一步的计划是，在2010年前建成人口10万左右的中小城市，对于这个原先由二十多个乡村组成的松散 小镇来说，意味着社会结构也将发生深刻的突变。

　　“村中城”

　　杨汛桥镇地处绍兴县西北部，杭州市与绍兴市的中轴线上，紧邻杭州市萧山区，镇域面积37.85平方公里，辖1 2个行政村，9个居委会，目前总人口6.8万，其中常住人口3.3万。其中的7个居委会是最近从“村”改为“居”的。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里既像“城”又不像“城”，用杨汛桥镇党委委员丁焕盈的话说是“不伦不类”。这里没有核 心商业区，没有中心文化区，也没有核心居住区，居民仍然主要依村而居。如果抛开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和工厂林立的烟囱，这 个镇更像是一些村庄的集合。

　　一切生产和生活要素，仍然主要按村落而展开。与“城中村”现象不同，这里主要呈现为“村中城”现象，有工厂的 地方，因为外来人口的集中，聚积起一些商业、服务业店铺。

　　这是乡村普遍工业化、城镇化的结果，这些村庄最初都自发实现了工业化，依靠自身资源获得了部分城镇化的成功。

　　另一个景观是工厂与村庄结合紧密，村庄天然作为工厂的居住区而存在，厂区与村民居住区融为一体。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镇与村分担，涉及村的，镇里出60%，村里出40%。

　　杨汛桥镇政府认为，杨汛桥镇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说，一是杨汛桥镇的城镇建设投入，基本上来 自财政税收分成。此外，杨汛桥这样一个财政收入几乎可以与中部一个县相当的工业化城镇，缺乏管理和经营城镇的权限。( 下转A02版)

　　重点

　　走进浙江第一镇

　　超常的工业

　　2005年，杨汛桥镇实现全社会总产值275.3亿元，其中完成工业总产值208.44亿元，经过1/4世纪 的工业化，农业产值在GDP中比例只占1%。

　　一份未经公布的《杨汛桥发展报告》中说，除了专业化农业经营公司的员工(农业工人)和少数专业经营户，真正以 农为业、以农为生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消失。工商社会，正在取代原有的农业社会。

　　在杨汛桥镇，目前有各类企业13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5家，企业集团11家。规模以上企业的资产规模 已经超过190亿元，所有者权益在80亿元左右。

　　在这些企业的背后，涌现出以冯光成、金良顺、庞宝根等为代表的一个企业家群体。2001年年底，“浙江玻璃” 在香港上市，拉开了杨汛桥企业在海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序幕，到2004年，通过IPO和收购兼并，杨汛桥已拥有7家上 市公司，目前还有几家企业在准备上市。

　　一个小镇拥有如此多的上市公司，在中国乃至世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超常发展的背后，记者注意到，杨汛桥镇的大企业名称里大多包含了创业者名字中的一个字，如光宇集团、宝业集团 、永利集团等。

　　这些企业家的背后，又都差不多隐含一个共同的打工仔背景。在杨汛桥的企业家群体中，第一代企业家中的许多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都有去武汉搞建筑、去江西采矿的历史，他们曾经是木工或泥瓦匠。

　　杨汛桥的工业化经历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一般过程，但工业化突变的动因，却被总结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三 次产权改革，奠定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海内外集体上市，创造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杨汛桥模式”。这个过程的实质，就 是从集体所有制的淡出，过渡到私人产权所有制度。

　　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介绍说，在企业上市的阵痛期，政府主动转让出了所持的股份，彻底割掉了企业红帽子的尾 巴。

　　经济基础的裂变，最终触动积聚已久的民间力量的爆发，《杨汛桥发展报告》中说，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 转变的历史任务，在杨汛桥镇已经基本完成。

　　社会转型

　　杨汛桥正在消失的不是农业，而是农村和农民。2006年杨汛桥镇政府工作报告提供的数字显示，2005年全镇 7家农业企业实现产值4亿元，销售收入3.9亿元，利润2480万元。虽然这个数字相对于其工业产值，显得杯水车薪， 但绝对数量仍然令人艳羡。

　　农村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制度设计本身，亦承担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然而由于分散的土地经营长 期的低产值、低效益，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被长期弱化，一定意义上，农村与农民也就成了贫穷、落后与高风险系数的代名词 ，被一些人称为非国民待遇。

　　在杨汛桥镇，这样的“农村”与“农民”，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据展望村党支部书记唐利民介绍，展望村村民的各项 福利待遇不低于城市居民。从1998年开始，凡60岁以上老年人口粮由集体免费供应，其他村民每人每年免费供应口粮1 70公斤；全村村民参加全社会

　　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提供的全镇的数字为，老年村民从村镇两级每月可得200元的“退休工资”。而全镇范围 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之中，一项计划是建立镇慈善基金会和慈善超市，发展社会救济、优抚事业，实施弱势群体救助行动 。另一项计划是拓展新型合作医疗覆盖面。

　　然而由政府和集体全包全揽的社会福利模式，显然并不适合，政府希望引入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三险一金 ”制度。这一方面有赖于村民保障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相应机构的介入，甚至商业保险机构的介入。

　　一位当地官员说，杨汛桥整个社会正在融入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中，然而“毕竟杨汛桥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社会发展 还远没到那一步”。

　　相对而言，农村户口反而成了当地村民的优势，拥有村里的户口，即意味着享受村里的权益和福利。3月15日至1 7日，记者走访了当地5个村(居)委会，得到的答复都是“不允许迁户口”、“严格控制”之类。户口在这里成了新的围城 。

　　新“二元社会”

　　当地政府官员有一句话说：“如果杨汛桥目前是一个工业化的小城镇，那也是一个农民的城镇！”然而这句话的背后 ，无疑还隐含着一个不易察觉的事实：这是一个乡村“新贵”的小城，也是一个乡村淘金者的富贵乡。

　　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截然分开成两个很难相互渗透的社会。很难说这是完全由于户口原因形成 的，但户口无疑再次扮演了构筑此新二元社会的重要角色。

　　镇政府提供的数字显示，杨汛桥镇外来人口为3.5万，比本地人口多出2000多人。外来人口的构成也日趋多元 ，高级技术人员、大学生、体力劳动者都有。

　　这些外来人口，主要为所在地企业的员工，也有相当部分在当地从事第三产业。据调查，当地跑交通运输的，大多数 为安徽阜阳籍人，开餐馆的大多为四川宜宾籍人。而当地“打工仔”也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居多。

　　政府权威的说法是，这些外来人口中的五分之三长年住在这里，有的拖老带幼落地已经十多年了。

　　记者找到当地一个湖南人群落，他们全部来自湖南凤凰县。最早来此地打工的田先生已在此12年，他当时16岁， 后来在当地成了上门女婿。随后其兄弟姐妹及姻亲、同乡，纷纷追随而至，这个群落现在已发展到一百多人。

　　在这个群落里，田先生已经算是本地人，在工厂里作管理人员。其他人分布在各处大小工厂里，工资每天为三四十元 ，但是他们基本上租居在同一片区。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落，差不多相当于户籍地一个社会群落的移植。

　　杨汛桥镇测算的全镇人均GDP超过1.8万美元，不包括外来人口。但这不等于外来人口完全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受 益，当地的一些公共设施，同样向外来人口开放。

　　杨汛桥镇已设立两所民工子弟学校，但在解释这一行为时，当地一位官员却说，是为了减少民工子弟插班读书现象， 以减轻当地孩子家长对学校的抗议。

　　“先富村”与“新农村”

　　根据浙江省农调队统计结果，2003年，浙江省最发达100个乡镇仅占全省1334个乡镇总数的7.5%，人 口仅占全省全部乡镇总人口的19.9%，却创造了全省全部乡镇44.7%的农村经济总收入和45.8%的乡镇财政收入 。

　　杨汛桥镇正是这100个乡镇当中最大奇迹的创造者。浙江省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3月20日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像杨汛桥这样从先富起来的农村发展聚合起来的新兴城镇，今后在中国农村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 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这种在现行乡镇行政职能的制度框架内 ，靠内生增长的力量，将是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顾益康还说，新农村建设应包括村庄和小集镇两块，农村区域经济和村庄，都在新农村建设的范畴之内。从根本上说 ，新农村绕不过局部乡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命题。今后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应超越地域概念。东部是先进工业基地，资本和人力 相对集中的总趋势不可逆转，数千万中西部劳动力转移到这一新兴工业地带，也同样不可逆转。国家应出台宏观政策，加强引 导，解决东部沿海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政策空间不足的内在矛盾，为中西部的新农村建设减轻人口压力、腾出空间。

　　中国目前的乡村城镇化，仍主要是自发的城镇化，还没有走到自觉城镇化的一步。杨汛桥镇模式，对于新农村建设究 竟意味着什么，尚未有定论。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林坚教授3月21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农村建 设与推进农村城市化是什么关系，必须首先要回答，到了具体工作中，着力点是不一样的。他还说，各地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 目标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差异化问题，各地肯定会走上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实际上与国家实现现 代化是同一个概念、同一个过程，没有一下子就解决的药方，各地政府要相信老百姓的智慧，要有耐心积小胜为大胜。

　　乡村治理与公司治理

　　原有的展望村行政建制下的乡村治理，正与展望集团及其下属的公司以及其他企业法人主导下的公司治理，发生着交 叉与重叠。

　　像唐利民一样，既是村干部又是企业领导的，并不止一人。据展望村党支部张副书记说，展望有三个党支部，其中有 一个就建在展望集团，唐利民也身兼展望集团党支部书记。

　　名义上展望村级行政，既管理所辖地的村民以及外来人口，同时也管理所辖地企业法人，是个全能的行政机构。然而 事实上不难看出展望集团在村级管理以及公共事务上，起着主导作用。唐利民一再强调，在村公共事业上，展望集团的投入， 有些甚至以捐赠的形式出现，但不难看出，受益者相当部分同时也是展望集团的员工及其亲属。

　　由于展望集团的强势，村级行政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服务，其对企业法人的管理作用，显得微不足道。唐利民对 企业的领导，同时意味着对村的领导，或者说唐利民对村的领导，同时也意味着对企业的领导。

　　这就不难理解，在展望村，唐利民既作为展望集团董事长，同时也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双重身份。

　　这样的治理结构，事实上使村级行政机构边缘化。外来人口更多是被置于公司治理之下，村民一方面作为小股东，一 方面也作为员工，事实上也主要被置于公司治理之下。

　　原有单一的乡村结构，正演化为一种类城市社会结构。单位人身份超越居民身份，正成为所辖地公民的主要身份特征 。这样的社会结构，将更有赖于企业的稳定。

　　包括唐利民在内，所有展望人的双重身份困境，都必然有赖于展望村行政治理结构的转型。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有如展望村的一些先富村，显然成为了另类，他们陷入了“城不城、乡 不乡”的尴尬处境。这些现代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地方，在完成了生产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后，仍然桎梏在乡村治理的行政框架内 。村庄行政身份的世袭，在这些先富村身上，必然成为一副制约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的枷锁。

　　展望村的实质，不是农村产业特征的现代化转型。展望村最初从盘活人力资本开始，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现 代产权制度和资本力量，最终由资本集结起所有的生产要素。最终，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形态在展望村消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 民也消失了，展望村呈现出一种工业文明形态——一切以资本为纽带进入工业化生产流程。

　　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言，如果不是意味着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将很难获得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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