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如何计算的

    我们知道，红军先后曾有4支队伍从不同地点参加了长征。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是其中的一支，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那么，“二万五千里”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呢？

　　1935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

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根据什么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有二万余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

　　1937年2月编好的《二万五千里》一书有5个附录，前面提到的《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后专门有说明，说明指出一军团直属队：“除休息外，行军作战时间，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战的时间加起来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红军行军70里，271天应走18900里，可是编者却将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是天天行军。如红军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中央在此停了12天。红军7月底到达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离开北上过草地，停留了近1个月的时间。这是两次大的停留，仅这两次有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计算里程时没有将此天数扣除？

　　毛泽东在计算里数时，为什么不扣除休息的天数呢？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作战部队走的路常常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

　　这里仅举一例：红军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三军团四师和先头部队十一团占领古陂圩后，敌人撤退逃跑，十一团和十二团乘胜追击，张爱萍回忆：“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猛勇跟着追。”“一口气追了七十余里，终于追到安息圩。”敌人缴械后，他们再返回追红军大部队，一去一回起码140里。

　　长征的艰苦程度是旷世未有，而野战部队走的路程和艰苦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都有类似的论述。

　　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奉军委之令，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时，作战部队一直在运动，作战部队行军的里数路线远远超过中央直属队。所以他在计算红军长征里数时，没有扣除中央机关停留的时间。

　　最早进入陕北的斯诺，于1936年秋采访了许多长征干部，看到《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他说：“红军自己普遍总说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连所有的转折和走回头路都算起来，从福建最远的一点到陕西的西北隅，长征军中的某一些部队所走的路程无疑地要超过上述的数字。照第一军团所记的一个准确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计，显示了全部路程两倍于美国大陆的宽度———而且这还是主力行军中的最小的里程。我们必须记着，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们这样地跨过了世界最难走的通道，爬越了几个最高的山岭，横渡了亚洲最大的河流，而且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

　　2005年张小艾和武大卫走长征路走了46000多里

　　从2005年3月到8月1日，张爱萍之女张小艾和以色列老战士、世界著名的摄影家武大卫(DavidBenUziel)重走长征路。他们按照张爱萍所在的三军团所走的路线。临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请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从大量电报中查到三军团的路线，精确到县。他们坐汽车到各县后，在当地的党史研究室同志的帮助下，找到对红军长征颇有研究的同志，并在这些同志的帮助下再循着当年的路线走。一路下来，汽车的里程表是23000公里，相当46000里，远远超过二万五千里，即使扣除为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在二万五千里之上。

　　而且这个路程还不算他们步行的里数，他们步行的里数近2000里。他们所经过的村子，仅是十一团所走村子的三分之二。站在高山上，向导常常指着远远的山村说：红军从那里走过。太远了，今天不能走那条路了。

　　现在人们重走长征路，很难沿着当年红军的脚印走

　　李爱德、马普安所走的路线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少，走得近，走得容易，除经济发展，修了大量的公路，自然条件发生变化，环境大为改善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是在和平环境，得到众人帮助，平安走完长征路的。而当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为了求得生存，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他们要与敌人作战，他们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什么地方敌人的力量薄弱呢？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高山险阻，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来。而且现在重走长征路，是为学习、体会、宣传长征精神。任何一个组织者首先要保证参加者的安全，不能死人，不能伤人。组织者为了保证安全万无一失，绝对不能让参加者冒险。这是两个长征的最大的不同。

　　7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人们受时间、体力、交通、经费种种条件的限制，一般只能走最著名的地方，走大的村镇、县城，走容易到的地方。在众多的红军长征路线中，只能选一条路线走。每一个人很难严格按照长征路走完，更不能真正沿着红军的脚印走。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综上所述，两个外国年轻人走的长征路，只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路线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他们所说的红军长征12000至13000里是很不准确的。但是，可爱的李爱德、马普安没有想到他们随便说的一句话竟然在世界各地的报道有100篇之多，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由此可见红军长征在世界影响之大，关于红军长征的任何一个不同的说法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上、情感上重要的路线，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情感上最重要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最著名的路线。红军长征的里数对两个外国青年来讲是无足轻重的，而对中国人则不然。红军长征25000里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红军长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空前绝后的，即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重走当年长征的里数，不可能再现当年长征的艰难险阻。(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同一个概念

　　提到“长征”，不少人都把它等同于“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不准确的。“长征”的外延较大，是指各支队伍的战略行动的总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曾有4支队伍参加长征：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经过11个省，行程达“二万五千里”，因此，红一方面军长征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行程近万里；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由四川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宁夏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由于分别处在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之中，这4支红军长征起始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由此还可以看出，4支长征队伍的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而“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的1支———红一方面军的基本行程。(方晴辑自徐占权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解读长征》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