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承受之累：曾国藩的“忠-信-笃-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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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7日15:53 世界知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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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帆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1872年3月12日)午后，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在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 花园里散步时，头晕的老毛病再次发作。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与之交恶多年的左宗棠在挽联中还是中肯地说：“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而李鸿章则对恩师无尽怀念：“师事近三十
争论不休的评价 《清史稿·曾国藩传》写道：“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 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 过何其盛欤！”评价最高。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也可见曾国藩对中国近代的大人物的影响不同凡 响。章太炎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此论说明对其主观的判断来自个人的取舍。近代革命党人对于曾国藩 侍奉满清王朝十分不满，对于其镇压太平天国和对外妥协的事功，尤为痛斥，因此，乃有“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汉奸”的 称呼。 但是，这位不读兵书的统帅，因其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功，竟成为近代中国军事改革的先驱，其治军方略成为蔡锷的革 命军、蒋介石的国军，甚至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重要教材。蔡锷曾亲手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 的语录汇集起来逐条加以评点作为军事将领的教科书。而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并亲自从《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 语录，参习不停。至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和曾国藩的治军有着直接的联系。且看1858年(咸丰八年)12月 ，曾国藩为训湘军所作之《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 石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壤，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材莫砍 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忠、信、笃、敬”的驭夷之道 在长期参与对外决策的过程中，曾国藩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外思想。首先，曾国藩认识到时代更替变化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因此，对外关系必须顺应潮流的变化而变化。曾国藩以《周易》作为观察和对待时代变化的依据。他说：“大易 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他主张：“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 者勿许。”就是说，在他看来，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完全可以放弃，而于国计民生的事项，不得讨价还价。这 是曾国藩对外关系的原则主张。 其次，他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 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他从中国儒家古籍 中有关做人的伦理中发掘出对外关系的原则，也是他自身人格力量对国家关系的映射。李鸿章深得恩师的真传，曾经说道：“ 与洋人交际，以吾师曾国藩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 周旋，但求外敦和好。” 曾国藩的守信，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守定和约；二是讲“恩信”或曰“威信”。 信者，诚也。李鸿章曾经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天津教案后，由他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 教如何处理外交时，曾国藩赠了他一个“诚字锦囊”。他觉得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并说，后来“ 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 终身行，真有此理”。诚信的要诀当然是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如果对方狡猾异常，就一定要谨慎行事。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 把列强的要求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以内，抑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曾国藩说：“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 。即纤悉之事，嚬笑之间，亦须有真意。” 在晚清敌人环伺的对局中，所有的士大夫都面临对外“战”与“和”的问题。曾国藩也绕不过去。只是曾国藩对“战 ”“和”问题有自己一套看法和主张。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 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投降，稍加控制而 不得引发战争，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 曾国藩和当时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是投降，这和盲目地 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 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何况，曾国藩还主张对不同的情势予以区分呢。他认为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不应该在小事上纠 缠。其子曾纪泽随侍身边多年，深得曾国藩精神的精髓，所以在伊犁交涉上据理力争，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在和战之外，还有更详细的策略，比如“争”字。争什么？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治六年(1867年 )，他主张：以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 ”，“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则思 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由是观之，曾国藩在外交上是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 ，在现代外交中经常被运用。虽然如此，在民情和洋情日益激烈的时候，曾国藩泰然处之、高瞻远瞩的策略也显得捉襟见肘。 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个案。 处理教案的法律和民族困境 曾国藩最终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1870年)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之处理中，他的忠、信 、笃、敬四字秘笈，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命运。 天津教案的起因，同当时中国各地渐渐泛起的所有教案一样，具有深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冲突的背景。最直接的原 因，是不平等条约赋予传教士的“传教宽容条款”，致使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造成宗教问题的政治化。天津教案中法国领事丰 大业对天主教堂的武断庇护、普通民众对教堂行为的错误理解(比如传言教堂拐卖儿童，甚至对婴幼儿剖心挖眼之类)，导致 了中国人愤然焚烧教堂、殴毙传教士10余名的惨剧。 天津教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因为和民族情绪混杂，导致处理起来非常困难。曾国藩显然是遵从了“法律问题法律解决 ”的信条。最终经查实：对教堂的传言是谣言。曾国藩乃下令处死21人(一说16人)，流放四人，徒罪17人；将天津府 县革职流放黑龙江；赔银四十九万七千余两并派特使赴法国道歉，了结此案。 案子了结了，曾国藩却无法面对家乡父老。在京的老乡们把他那高悬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砸得粉碎。曾国藩越发觉 得自己“办理过柔”。匆忙之中，朝廷也出于保全爱才之心，把他迁往两江总督衙门。曾国藩仍然无法从中解脱，自言“内疚 神明，外惭清议”，整日神魂不安。笃信命运的曾国藩，相信“寿命歹不出六十”(曾国藩1811年生)。1872年初春 的那个下午，他在儿子的照料下抱恨而去。此前，他还念念不忘国家中兴，果断推动中国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 曾国藩的死，是中外对局不可调和性导致的。他的锦囊妙计可以助他成就内政方面的伟业，却不能帮他逃过民族纠纷 的大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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