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认字，农民工打死亲生儿郑博，3岁，儿科，心跳呼吸停止（到院前死亡）……2005年12月25日凌晨时分那一幕惨剧，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值班医护人员都忘不了，“送进医院前，孩子就没有生命迹象了，他的父亲一再要求打强心针抢救，母亲哭个不停。在抢救过程中，我们发现孩子的头部、手臂、手背、臀部、腿部都有大片乌青。”法医对郑博的尸体检验结论为：郑博系因钝性外力作用所致的颅脑损伤后吸入性窒息死亡。主办此案的民警李海荣解释说，孩子是由于头部遭打击，颅脑受损，产生呕吐反应，呕吐物进入气管、食
道，最终窒息而死。另据检验，郑博软组织挫伤面积占全身体表总面积6％以上，依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二十条之规定，损伤程度已构成轻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下此重手的竟然是孩子的父母，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教小郑博认字。据办案民警李海荣介绍，郑博的父母都来自河南省淮滨县。丈夫郑某，1976年生，初中文化；妻子秦某，1975年生，小学文化。他们的独生子郑博出生于2002年5月28日。2003年5月，夫妻俩带着儿子到萧山区落脚，靠卖水果为生。2005年12月24日晚6时左右，郑某夫妇回到萧山区新塘街道文里头村内的出租房，想教儿子认字。墙上用粉笔写的“1、2、3、4、5”五个阿拉伯数字，就是当晚的课程。由于孩子读了一次就不再开口，生气的夫妻俩先后用手掌、木棍殴打不配合的孩子。在邻居的过问下，才停止打骂。晚上8点左右，一家三口上床睡觉了，郑博睡在中间。当晚12点左右，父亲听到郑博大口大口喘气，并发现其口中有呕吐物，就叫醒妻子和对门的老乡，将儿子送到萧山第一人民医院。但小郑博却最终没有醒来。李海荣说，在提审过程中，夫妻俩追悔莫及，每每念叨是自己“教育方法不对”，“对不起孩子”，尤其是母亲，每次提审都痛哭不已。日前，父亲郑某已被浙江省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捕，母亲秦某也被取保候审。无独有偶，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16日审理一起亲生父亲将10儿子毒打致死的案件，事情的起因仅仅是因为孩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据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崇文区法院白法官介绍，陶福岩是北京怀柔的农民，2005年10月22日晚10点多，陶福岩看到10岁的儿子正坐在电脑前打游戏。“你的功课做完了吗？”陶福岩问儿子。玩得入迷的小陶随口答道：“写完了！”陶福岩知道小陶常撒谎，便追问了一句：“真写完了吗？让我检查一下。”小陶见状，说：“只差英语作业没写了！”陶福岩再次追问：“真的？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看到底给你留了多少作业！”边说边要拿起电话。“数学、语文的作业都没写呢！”小陶说了实话。听到儿子说作业都没写，陶福岩怒火中烧。他一把拽过小陶，脱掉他的裤子按在床上，顺手抄起门旁边一个空心铁制的拖布杆照着小陶的屁股和大腿上猛打下去。小陶用力地躲闪和反抗，又进一步激怒了正在气头儿上的陶福岩，他拿着铁管不断地抽打小陶。小陶的继母多次跑过来劝阻，均没能劝住。陶某不停地抽打小陶，一直打累了才停下来，他让小陶去洗澡。小陶刚迈进卫生间，不小心将水盆打翻。陶福岩再次发怒，拎起拖把又是一顿打。凌晨2点多钟，小陶大口喘气，手脚发凉。陶福岩见况立即抱起儿子，奔向医院，但为时已晚，小陶已经停止了呼吸。陶福岩拿到小陶死亡的通知书时几近崩溃。经医生检查，小陶从头到脚遍布青紫色淤血。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小陶是被条形钝器多次击打双上臂、双臀部、双大腿等部位，导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2006年3月1日崇文区检察院以陶福岩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向崇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农民工父母信奉“棍棒教育”？在浙江萧山警方的提审笔录中记者看到，当问及“为什么要打郑博”，母亲的回答是：“我们两人为了教他认字，才打他的。”父亲则说：“我们两人为了教郑博认字，他不肯，我们两人生气才打他的。”据办案人员观察，郑某、秦某两人都是地道的、本分的农民。警方认为，郑某、秦某夫妇并不是有意要致亲生子于死地，教育方式和方法的不当是酿成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小郑博的死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纷纷指责郑博父母出手太重，打死亲儿令人发指。同是河南来杭州谋生、5岁孩子的母亲李霞气愤地说：“孩子才3岁，懂什么呢？这样的父母，应该枪毙！”但是，觉得事出有因、值得同情的人也不在少数。文里头村村民童加木说：“孩子小时候顽皮，不打他就不怕你。”全国第一家由流入地政府主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杭州天成学校校长孙宝瑞更愿意结合郑博父母的身份去看待这件事：“与普通市民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对孩子成才心情更为迫切。”“我们出来赚钱，就是为了让小孩上学。”孙照学、林西平夫妇有着与郑博父母类似的境况———从河南老家到萧山打工，把6岁的小儿子孙福星带在身边，住在约10平方米出租房中。夫妻俩每月收入在1000到2000元之间浮动，除了基本开销外，一部分准备着给身边的儿子上学，一部分寄给在老家读初中和小学的两个女儿，“只要他们能考上大学，我们都会出钱的。”林西平说。北京的陶福岩也是由于“恨铁不成钢”气急败坏之下才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打死的。据审理此案的白法官介绍，小陶的亲生母亲在他一个多月大时，与陶福岩离婚，从此杳无音信。由于小陶是家里“三代单传”的男孩，在他没上学之前，陶福岩及其家人都非常疼爱他。陶福岩再婚后，继母对小陶也不错。在家人的溺爱中，小陶渐渐养成了任性的个性，自我约束能力很差。但陶福岩对小陶的期望却很高。陶福岩在供述中说，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便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小陶身上，为此他在崇文区广渠门附近租了房子，给小陶转了学，想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小陶的表现却实在令人失望。学校经常会向陶福岩反映小陶不按时完成作业、与同学打架、偷拿别人东西等不良表现，班主任也多次打电话给陶某，希望他能配合学校对小陶加强教育。望子成龙的陶福岩先是劝说、教导小陶，发现说教无效后就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打骂，起初是用巴掌，后来是皮带、铁管。据了解，小陶的老师常看到小陶伤痕累累、一瘸一拐地到学校上课。小陶被打死后，陶福岩说他“如同从梦中惊醒一般”。在看守所期间，一想起儿子他就痛不欲生，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直到这些天，情绪才渐渐缓和下来。2006年3月16日，崇文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父亲殴打儿子致死一案，法庭内座无虚席。法庭陈述时，陶福岩泣不成声：“我是真的想他出息，想他好，我打他是在管教他，我没想到会把儿子打死，我错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郑博的父母和小陶的父亲为什么不能耐心地对不听话的孩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偏偏要动用棍棒强迫孩子照他们的愿望办事呢？农民工子弟学校、杭州天成学校校长孙宝瑞指出，在望子成龙的另一面，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而且经常遭受社会不公，农民工父母往往容易走向极端，“在教育子女时他们基本采取强压式方法，要求孩子完全服从于父母意志，稍有偏差，就打骂相加。”警方访问郑博家的邻居时得知，父母经常打骂郑博，而且下手较重，邻居劝过，但他们根本不听，觉得他们打的是自己的孩子，这是自己的家务事，别人不该管。一名农民工母亲林西平承认，自己的教育方式是有缺陷的，“我烦的时候，就会往小孩身上撒气。我不识字，根本教育不好小孩子的。”俗话说，“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样的观念在一些父母脑中根深蒂固。此外，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农民工父母习惯了家长制作风，并没有将孩子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来关照其需求和愿望，而将其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在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孩子往往就成为无辜的“受气筒”。农民工子女教育路在何方？浙江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认为，郑博事件反映的是个别家长畸形的心态，没有普遍意义。同时，她指出，与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同，幼儿园是靠收费来维持自身运转，外来务工人员又多受经济条件限制，因此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学龄前大多数是靠父母自己教育。6岁的孙福星随父母来到城里后，每天一起床就被关在出租房里看电视，“中午他爸爸回来烧饭，就放他出去自己玩。我们都没有时间陪孩子，小孩子没人带，是不肯乖的。”为生计早出晚归的林西平抱着孩子，言语间十分的歉疚。在这个三口之家的栖身之所，为了保暖，窗户的内外二层都用薄塑料纸钉住；为了节省空间，床上拉起绳子，晾晒着衣服，煤气罐离床仅几步之遥；为了省钱，这里的各种器具都显得破旧，只有墙壁上挂着的“最新拼音教学挂表”、“最新看图识动物”两张图表是最新的。林西平说，这是为了教儿子，从夜市上花4元钱买的，“每天晚上回来教他读一读，几个月下来，都还没学全。”但城里的孩子享受的却是另一番教育境况。家住浙江金华的张鑫觉今年1岁半，已经会背诵十几首古诗，会用英语从一数到十。张鑫觉做医生的父母、退休的外公外婆，甚至还在读大学的阿姨，全家总动员，每人分着教孩子数数、背诗。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是为了教张鑫觉多认识一个字，多背一首诗。“这不算什么，我一些朋友怀孕的时候就听唐诗宋词，听肖邦，为了是让孩子从胎教时期就超前，以后竞争中才有优势。”张鑫觉的母亲汪蕾说。城市里的教育环境让那些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对子女给予厚望的农民工父母钦羡不已，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进城不久的林西平说：“我们老家穷，孩子读书晚，像本地的小孩子四五岁就上幼儿园，看上去就很懂事。”在向比她早进城的老乡请教后，一个观念在她脑子里日趋成型———孩子要读书好，靠的是从小教育，“读了小、中、大班，再读学前班，然后一年级就很容易读上来，不会输给其他人。我们已经落后人家很多步了。”小陶的父亲就是为了让儿子享受更好的学校教育费力将他转学到城里的小学，可谓用心良苦，但儿子的任性和贪玩却让他大失所望。浙江总督学、浙江教育学院院长鲁林岳表示，目前，连幼儿教育也在成人化。如今，城里孩子的压力，却成了农民工眼中值得艳羡的目标，但由于父母素质所限，这压力转嫁到农民工的子女身上，将可能更加变本加厉。（据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