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管理应立足城市动态容量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童大焕

　　因为矛盾的尖锐，中国的户籍问题和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一样，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话题，甚至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个观点就可以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日前表示，中国不会马上取消全部的户籍制度。他建议，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尝试推行绿卡制度。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如果在一个城市的工作时间超过一年或超

过一年半，并且有正式职业，就可以逐步获得在这个城市的居住资格。此语一出，自然又是见山见水，纷争不已。

　　全球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多年来，尽管彻底改革户籍制度、还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真正在户籍改革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还很少，一些城市甚至以教育、

　　但是，仔细分析新近公布的《2005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我们会得出与某些管理者一贯所持的排斥外来人口的理由截然相反的结论。

　　公报显示，截至2005年11月1日，北京市常住人口1536万，比五年前的1382万增加154万人，增长11.14%。平均每年增加31万人，人口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与迁移增长率之和）平均每年最多为2.24%，最少为2.06%。

　　“十五”以来，北京市全市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稳定在0.1%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率，说明北京市的人口增长主要靠外来移民支撑。外来迁移人口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少部分少儿，比例最少的是老人。毫无疑问，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可以大大缓解北京市的老龄化危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北京0至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3.3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现有人口中，13%为少儿，14%为老人。也就是说，外来人口的增加，在老龄化背景下，给城市的社会保障工作带来的是机遇而非挑战。即使在外来人口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少年儿童的人口比重仍在逐年下降，教育资源紧张一说不攻自破，这一点，从北京市近年来大量撤并中小学校中也可以得到实证；至于说就业紧张，更是有关方面自设的假想敌和纸老虎，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在市场条件下，就业机会是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城市没有适宜于新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就业机会，他们根本不会选择进入该城市！

　　根据这份数据报告可以计算出，北京市现有0至14岁儿童约199万，而五年前0至14岁儿童却有约226万，也就是说，五年间，北京市幼儿园和小学生数量净减约27万，那么即使全部放开现有外来人口孩子的就学和高考限制，也丝毫构不成教育资源的压力和紧张。或有人说，现在中小学生人数锐减，正是因为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很多移民人口的孩子不得不回原籍上学。但就算11.14%的净增人口会带来20％的孩子，也只会增加约30万的儿童，使北京市0至14岁儿童的数量稍微超过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候的水平（多出约3万），远远谈不上会给北京的义务教育资源带来多大的压力。

　　北京市平均每年2.24%的人口增长率是高还是低？不妨参照一下香港的数字：1946至1947年，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60万人猛增到1947年的175万。1949年底开始，香港又经历了一次人口迁入高峰，1950年香港的人口迁移增长率18.6%。此后，因为中国内地的战争平息，1951年有许多逃避战乱的人重返内地，使得1951年的香港人口有大批人迁出，导致了1951年香港人口的迁移增长为－12.3%。50年代初期，香港的迁入人口比较多，人口的迁移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而同期香港的自然增长率也保持在2.8%左右；整个50年代，人口增长率基本上都在4%到5.7%之间，绝大部分超过5%；60年代在1.1%到5.4%之间，绝大部分年份在2%以上；70年代在0.8%到2.1%之间；80年代、90年代在1.5%左右。

　　香港的人口增减有政治的、经济的多重原因，且跟周边的战争等因素息息相关。虽然香港的情况和内地的大城市有非常大的不同，但这些数据还是可以说明，一座城市其实是有巨大的容量的，即使在香港这样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北京下属的宣武区和延庆县的人口密度相差达200倍之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本身的容量与伸缩性也会动态增长，但久居城市的某些决策者及其决策的“器量”，相比之下却很局促，何也？如果不是某些决策者缺乏真正宽容的心态的话，至少说明他们的决策过程与结果既与民意脱节，也和实证的理性差距甚远。

　　中国现存的户籍制度，既限制了公民迁徙和择业自由，也阻碍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无论是从公平角度还是从效率角度看，都有悖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