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深山的日本女人要赴日探亲了(图)

　　饱经沧桑的王玉兰老人本报记者薛振宇摄

　　记者昨日获悉，媒体曾多次报道的商洛深山的日本女人水崎秀子（中国名字王玉兰）要回日本探亲了。她和丈夫李明堂将于4月初前往北京，经过短期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培训后

启程去日本。

　　■弱女子身世坎坷

　　1929年7月，水崎秀子出生在日本福冈市一个名叫今津的渔村。1942年，她来到中国长春，跟随在那里做生意的姑姑、姑父生活。1945年日本战败，姑姑一家被遣送回日本，水崎秀子选择了留在中国。1947年，她与一位国民党部队营长宗开国结婚，宗在战争中失踪后，她改嫁国民党兵雷国顺，并随雷国顺回到了雷的老家商南县。因雷在家乡已有妻子，1951年，水崎秀子嫁给商南县姚楼村村民宋治福，改名王玉兰。1976年宋治福因病去世，王玉兰改嫁到了丹凤县竹林关乡白李湾村，与现在的丈夫李明堂一起生活至今。

　　2002年冬天，王玉兰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咨询相关事宜，打算回日本。但当时她提供不出自己是日本人的证明。

　　■媒体报道引来各界关注

　　2005年3月10日，本报以《商洛深山的日本女人》为题报道了王玉兰的经历。很快，记者接到一个日本战后残留孤儿援助组织的电话，询问王玉兰的情况；曾留学日本、已经89岁高龄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阎明曾帮助一名在澄城县山区生活的日本妇女寺谷初音如愿回国，他细心地将本报报道的《商洛深山的日本女人》内容翻译成日语，寄给曾帮助寺谷初音回国的日本朋友川野和子女士。川野和子及时与日本东京厚生劳动省及福冈市相关方面进行了联系。

　　■日本民间团体来陕看望

　　这件事同样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2005年3月30日，日本每日电视台的“每日放送”栏目驻上海支局记者草薙晃久来到王玉兰家，对老人63年来的生活经历进行采访。草薙晃久在日本媒体上的报道引起日本相关部门的重视，相关部门对王玉兰的身世展开调查，找到了她当年在日本的相关户籍和一些证明材料。王玉兰目前在日本还有一个亲人———堂姐，比水崎秀子大3岁。

　　8月27日，草薙晃久第二次来到丹凤县采访王玉兰老人，带来了水崎秀子小时候和几个女伙伴的合影。在那张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照片上，王玉兰认出了自己，也认出了堂姐。据草薙晃久介绍：7年前，福建省有人“冒充”水崎秀子，通过办理相关手续，已经在日本定居。草薙晃久再次来商洛是为了进一步确认和调查了解，并让王玉兰把血型和身体上的一些特征通过医疗部门鉴定后，把资料寄往日本外务省的相关部门，以便进一步调查和确认。

　　10月26日，草薙晃久和《朝日新闻》的相关人员以及由20多名日本国民组成的民间“调查团”在陕西省外事办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王玉兰家，并当场举行了“听证会”。在详细了解了王玉兰(水崎秀子)的身世和坎坷经历后，日本民间“调查团”向王玉兰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回日本定居，二是一年回日本探亲两次。王玉兰选择了第二个建议。

　　调查结束时，日本民间“调查团”向王玉兰索取了一些头发和指甲，准备回到日本后做DNA鉴定，以确定王玉兰的真实身份。

　　■她即将踏上阔别64年故土

　　今年春节前几天，王玉兰接到了一个日本民间组织发出的邀请函，邀请她去日本“探亲”，随后，由日本东京厚生劳动省寄来了97.31英镑的路费，折合人民币1368元。日本方面允许王玉兰和她的丈夫李明堂前去日本探亲，这个日本民间组织已经为王玉兰的探亲活动找了担保人，并安排好了行程。这97.31英镑的路费是安排他们从家里出发到北京的路费。按照该组织的安排，王玉兰夫妇将于4月6日到达北京，和日侨办取得联系，此后食宿、接送由日侨办安排，在北京逗留6天，办理相关手续、接受简单的语言培训和生活习惯介绍，然后动身前往日本。

　　据王玉兰的继子李书强介绍，父亲的护照、母亲的外国人出入境证已经办好，他准备在4月初送父母前往北京。

　　■面对面

　　王玉兰：我还要回来

　　去年3月4日，记者见到王玉兰，还能感觉到她的乐观。昨日再次见到她时，不知什么原因，她的话明显少了，听力也似乎下降了许多。直到孙女出现在她面前牵起她的手时，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才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我妈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老人的儿子对记者说。

　　李书强说，过去的30年，在这个家里，继母是个称职的母亲。继母来到这个家时，他只有14岁，他的姐姐18岁，继母对他们付出了母爱，他们也一直敬重、孝敬继母。而继母在以前那个家里的养女，也经常来看望她。

　　王玉兰告诉记者：等待了多年之后，她本来已经不再奢望此生还能回日本去看看，现在终于和日本的亲人联系上了，她非常高兴。

　　记者问：“还会回来吗？”

　　王玉兰说：“还回来。这里的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我已经习惯了。我算是商洛人了！到日本生活，可能习惯不了。”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薛振宇采写

　　■新闻链接

　　日本遗孤大多来自“开拓团”家庭

　　据史料记载，抗战结束后，约有5000名日本遗孤留在中国，最大的十来岁，最小的才几个月。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子女，又有工商界后裔，更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其中90％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这些被中国人“怀着博大的胸怀”抚养的遗孤，仅被日方认定的就在2800人左右，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向中国侵略性移民的“开拓团”家庭。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拥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为7万户、20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进入中国东北。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004年8月底，回国的战争遗孤总共为2476人，占全部遗孤的90％。如果加上遗孤的第二代、第三代直系亲属，共有约万人在日本生活。据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