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需要第二货币

　　原有的教育制度在全新的社会生活面前已显得处处“不合时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走制度创新的道路 。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现行教育制度改革的一大动因。

　　撰稿／杨艳萍(记者)

　　2006年2月24日，一份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互联网信息择要》，分别呈送到国务委员陈至立和国务院副秘书 长陈进玉手中。《择要》中“浙江瑞安‘阳光助学’遭遇难题，教育界人士建议全国推行‘教育助学凭证’制度”的新闻报道 ，引起了两位领导的高度关注。

　　在中国各地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怎样才能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显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两位领导随即 对此做出批示，并送国务院、教育部相关领导。

　　陈进玉在送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办公室主任陈小娅的批示中指出：瑞安出现的问题，恐怕带有 一定的普遍性，似需引起重视并及早采取应对之策。文中提到的“教育助学凭证”制度对西部“两基攻坚”是否会造成大的冲 击？农民工子弟就学究竟是以流入地解决为主还是流出地解决为主？这些问题需作点深入、细致、及时的调查研究。

　　短短14天后，由国家“两基”办专家、正厅级干部吴宣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副处长高学贵和杭州师范 大学教授王涤3人组成的调研组来到瑞安。

　　推行“教育助学凭证”是否可行？

　　2001年瑞安在全国率先推出“教育助学凭证”制度，以地方财政补贴的形式，向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发放金额不 等的“教育券”，2003年，这个做法开始惠及在瑞安的外地务工人员子女。良好的教育资源和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使得 来瑞安就读的外地务工人员子女以及亲戚朋友的孩子，以每年4000多人的速度快速递增，2005年秋季入学，这一人数 突破了3万大关。瑞安现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投入开始显得捉襟见肘。

　　在瑞安教育部门看来，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每年都有一定的投入。当地不少学生随着出外打工的父 母到异地求学，既无法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又挤占了借读地区的教育资源。根据当地教育改革所遭遇到的困境，瑞安教育局局 长叶耀国提出了一个在全国范围推行“教育助学凭证”的大胆设想，希望在现实条件下，由此实现全国教育经费使用和教育资 源配置的最优化。

　　“叶耀国的建议显然是积极的。”结束调研回到北京的吴宣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瑞安实行的教育助学凭证 制度，体现了政府关注弱势群体，提倡教育公平的原则，这种做法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在全国范围推行教育助学凭证制度 ，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必须进行极其慎重的研究。

　　吴宣文认为，教育助学凭证在全国推行，势必会成为“第二货币”。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这项新制度的推行， 运行成本和监控成本究竟会有多高，一时还难以估算。另外，从发展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从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经济发达 地区大规模迁移，在世界各国几乎绝无仅有。初步估算中国现在已经进城的农民有1.4亿人，还有1亿左右的农民即将进城 ，这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果现在起在全国范围推行教育助学凭证制度，那么进城农民的医疗问题该怎么解决？住房问题该怎么办？这有可 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因此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吴宣文看来，农民工进城打工，是在为当地创造财富，同时也是这一地方的纳税人。流入地政府应该把他们当作自 己人看待，一视同仁地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包括教育问题。“瑞安的教育助学凭证在一定区域实行是可行的，它简单实用， 也相当公平。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吴宣文指出，“全国推行教育助学凭证”的设想存在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隐含其中的排他的“外乡人”情结。“ 这种观念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消除。”吴宣文说。

　　农民工的“二元性”损失

　　对于那些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外乡人”情结可谓多种多样，表现在子女教育问题 上，近年最为遭人诟病的就是针对外乡人收取的“借读费”。

　　2003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规定 ，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并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至此全国各地才逐步取消了备受非议的“借读费”政 策。

　　来自杭州师范学院的调研组成员王涤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她认为如果要探究 “外乡人”情结的深层原因，还要归结到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学龄儿童到了入学年龄，必须在其户籍所在地的规定学校入学，才可享受到义务教 育的国民待遇；一旦离开，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将失去这一权利。

　　王涤说：“现行的教育制度带有很强的区域性制约。就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而言，城市是由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农村主要由乡镇筹集，经费主要来自农民所缴的附加费。这样，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入学，对流入地政府来说无疑要支付一 笔计划外的教育费用，给当地原本不足的教育经费造成压力。”

　　不少城市人心目中也因此形成这样一种观念：民工子女就学如果享受的是平等教育权利，就会挤占城里的孩子对现有 教育资源的享用。如此一来，同样为地方财政做出贡献的农民工，既丧失了户籍所在地义务教育的权利，又遭受流入地政策性 的歧视和排斥，二元的社会结构给进城农民工带来了二元性的“双重”损失。

　　“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中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强流动弱迁移的状态。在大多数国家，外来移民社会地位的变动，是 通过代际流动来实现的；经过努力，到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基本可以达到地区一般水平，真正融入到当地社会。”

　　而在王涤看来，目前进城的农民，不仅无法获得城市社会身份，而且他们无论通过怎样努力来改变生活现状，也无法 改变他们“农民”的身份，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因为在城市出生和长大而自然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农民工的子女们必须像其父辈 一样，经历一个重新进入城市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符合可 持续发展观。

　　教改是一个连锁性问题

　　随着政府多年来的努力，民工子女小学阶段读书难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从前几年开始 ，越来越多的民工子女开始步入初中和高中年龄。在小学阶段，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放宽，不少民工子弟学校相继设立，对地方 教育资源起到了辅助性作用。大批民工子女进入初中，流入地初中部的教育资源和经费压力随之增大，尽管现在只出现了局部 的紧张，但这种局面今后是否会快速蔓延尚有待观察。

　　进入高中阶段，外来人口子女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高中三年为非义务教育，家长经济压力陡增。更为麻烦的是，由 于不少省份高考内容和形式存在差异，同时学生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又会引起诸多社会和家庭的冲突与矛盾。

　　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其实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连锁性问题，瑞安所推行的“教育助学凭证”制度，只能说是现行制度 和经济环境下的权宜之计。王涤认为，目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有许多正是源于制度的滞后与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所产生 的矛盾。

　　“原有的教育制度在全新的社会生活面前已显得处处‘不合时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走制度创新的道 路。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现行教育制度改革的一大动因。”王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