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忙给出答案并不可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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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9日11:27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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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建设新农村视为一个短期的、简单的工程，而要树立长期奋斗、艰苦奋斗的意识，进行政策、制度和资源的战 略准备。 撰稿／张 静(记者) “新农村”建设需要百年战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
新民周刊：您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杨团：新农村建设是单纯的农村公共基础投资与建设工程，农村公共基础加科教文卫的综合建设工程，还是一个促进 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不明晰，建设新农村就可能走偏方向。 有学者形象地将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比作三大战役，打胜了，“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打败了，未来就危险了。这 个比喻试图说明，分散小农户如何进入现代化，是决定中国发展的根本性的真问题和元问题。 新民周刊：为什么您认为我国不能套用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 杨团：发达国家解决分散小农不规模经济问题，一是依靠大农经济，即每个农户的规模化土地经营和农产品的产业化 购销，二是依靠农民进城，加快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这两条经验结合起来，共同支撑了20世纪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演变— —从农业社会演变为工业社会。 其实，大农经济与农村人口城镇化是一个事实的两面。只有剩余人口进入城市才有可能发展大农经济，只有大农经济 发展起来了，才能挤出更多的剩余农业人口离土谋生。 不过，将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放在我们所处的问题视野中具体化，就会发现，中国的问题与之完全不 同。中国由于农民人口超大规模且土地资源稀缺，既没有可能走上大农经济道路，也没有可能实现农村人口基本城镇化。即便 到2030年，中国实现了60％的城市化率，按照那时中国总人口的目标预测值2005年预测值为14.7亿计算， 还有至少5.88亿人口在农村生活。 要让几亿农民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摆脱因农业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所造成的贫困，这是一个完全超出人类 现有经验的极其艰巨的目标。它无疑意味着中国只能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下探索自己独特的农村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之路。 新民周刊：您认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动力从何而来？ 杨团：建设新农村的动力只能来自农村内部，来自农民本身。 目前对建设新农村的解释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可以看出，基本思路大体是增加 对农村的投资。且不说一年2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够不够，需要持续投资多少年才够(林毅夫提出要每年投资2700亿 元，连续投资20年)，以及是否真正让投资落到实处，发挥效益，就算是这些都实现了，光用钱恐怕是买不来一个现代化的 农村的。 新民周刊：目前建设新农村的热潮有没有值得关注的问题？ 杨团：可以概括为：重投资甚于重政策，重经济政策甚于重社会政策，重社会保障甚于重社会组织，重专业技术协会 甚于重综合农业协会。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缺乏一个以宏观眼光制定小农户社会保护的长远政策。 新民周刊：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进入了中国农业持续发展的 10年，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为什么三农问题日益严重，需要重启基层动力？ 杨团：一个社会发展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剩余能否积累，而且能否自动地在产生剩余的那块地方进行再生产。如 果没有剩余，或剩余不能积累，或用于积累的再生产过程总被中断，或积累的地域要转移，离开产生剩余的那块地方，那么， 这个发展或是长不大，或是长不了，或是造成发展的转移，即最初的开发之地再次荒芜。 因此从发展的视角看，启动基层动力最重要的不仅是投多少资金，也不只是各级政府和各级干部具有积极性，而是能 否培育一个能够促进小农户不断产生剩余和不断就地积累的动力机制并使之成为稳定的制度。 中国20余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思路，尽管都有所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没能遏制近些 年来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没能在国家的整体范围内、从涵盖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的角度，形成解决中国 三农问题的长期稳定且又综合的战略性政策。 新民周刊：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从重复西方思维转向借鉴更具有可比性的思维，如日本、韩国的思路？ 杨团：东亚的日本、韩国，走出了一条用社会保护政策推进小农户就地积累和农村发展的独特道路，取得了世界瞩目 的成就。他们的实践各有不同，本源却相同，其经验集中到一点，通过社会立法方式颁布对小农户和农村的社会保护政策，大 力推进和支持小农户的自治性的综合组织及其体系，以这些组织及其体系为中介，形成政府——农民组织体系——分散的小农 户的协作链，将小农户带进现代化社会。其中最有启发意义的经验是，他们都立法规定企业不允许进入农村的产业，农民的剩 余只能由农民自己的自治组织获取和支配，这个规定日本在2001年，才通过修订法律予以废除。 新民周刊：这样的保护怎样发生作用以及取得怎样的成果？ 杨团：日韩实施小农户社会保护政策的直接效益，一是形成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农协组织体系，二是提升了农民自主治 理能力，三是形成了一份巨大的农民组织的共同资产。尤其是日韩的农协组织都拥有农协自己的信用社和农业银行。这些效益 的直接后果，是推动小农户平稳地进入现代工业社会。 以日本经验为例。日本人有句话，“在日本，农协是除去政府以外最大的非营利公司”。农协的功能包括农业经济、 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出售、信用社、老年、妇女、青年等等，还以综合农协的名义，参加农协组织的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 是一个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的共同体。 以发展理论来看，这样的做法恰恰是将小农户的剩余留给了农民自己，保护小农户自行积累，并且自动地在自己的家 园进行扩大再生产。 新民周刊：对于农协这样权力极大的组织，怎样保证它不被某些地方势力垄断或者滋生腐败？ 杨团：首先这样的组织不应该沿袭基层行政机关的体系，而应该建成类似NGO的扁平组织，为农民自己自治的组织 。其次，必须要立法。实现依法治理和农民的监督。在那些东亚国家、地区的农协也出现过贪污腐败，但惩治的效果还不错。 新民周刊：我们现在参考东亚模式是不是太晚了？ 杨团：我们一再错过了很多机会，但越往后拖阻力越大，问题越多。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传统的模式就是国家和小农户、小商户的二元博弈。中国社会所谓超稳定结构和农民起义、改朝 换代的动力都与这个以博弈求平衡的二元双层结构有关。而中国的改革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冲击了这个大一统、一元化的集权 体制和制度。1978年和1979年的农村改革其实是重新恢复历史上二元社会结构，让小农户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和独立 行动，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土地种什么、怎么卖。他们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由他们自己做主，但这次改革并不是很彻 底，所以我们要重启基层动力，要解决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我深深感到，千万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想简单了，不能把时间想短了。鉴于这个问题极其复杂，任何匆忙给出的答案都 是不可靠的。其实，只有觉察到了迄今尚不知晓的复杂性并难于做出判断的人，才算接近了科学的判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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