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意见》提出的改善农民工境遇的措施，最基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护起码的公平正义，让农民工有起码的现代生活水准。
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团讲话中所主张的兼顾各方关切、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具协调性的改革，正成为现阶段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调。近日出台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增加奢侈品和部分环境成本高的产品的课税，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的
课税，通过财政杠杆体现了协调性改革的追求。刚刚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则是在新农村建设和围绕城市民生的各项改革渐次展开之后，又一项非常具体的体现协调性追求的改革措施。在这份文件中，改革的协调性追求被表述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农民工群体有何种命运，其实预示着中国究竟能够建设出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国家。一般而言，如果社会多数是中产阶层，市场体制在社会整体机制中就可以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而如果社会多数的经济水准还难以够上中产阶层的水准，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政府调节的作用必然会相对突出。目前阶段的中国属于后一情况。对于自由市场体制在中国的拥护者而言，要想市场体制发挥更基本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社会陷入失衡的危机，就必须在实质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将中产阶层扩大到占社会多数的水平；否则即使改革出一套自由市场体制，也可能因为社会结构不配合而运转失灵。
改造中国社会结构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将目前占多数的农民转化为中产阶层。而率先走向城镇闯世界的农民工能有何种前途，就是社会多数中产化进程的风向标。目前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只能主要依托“中国制造”之类的模式进行经济积累，要把一半以上的底层农民改造为中产阶层，可以算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的事情。在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不说没走出农村的农民群体，就是相对新锐的农民工群体，也仍然需要国家拿出果断的政府调节措施，来维护基本权益，改善生活水准。更为激进的农村市场改制设想，也许可以打造为数不多的耕耘农村的企业家，但对底层农民的中产化改造，不会有奇迹性的效果。就自由市场体制建设更长远的前途着想，最理性的方案就是勿望其速成，实事求是地寻找稳健的办法。
与激进的农村自由市场改制设想相比，《若干意见》所提供的方案要更有利于农民工的中产化改造，也就更有利于未来自由市场体制的建设。这套方案的要点，一方面夯实农民工的后方，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减轻农民外出就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设身处地，针对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的诸多困难，提出长期短期相配合的各种积极措施。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二是要求积极稳妥地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办法；三是承诺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户籍问题。
《若干意见》提出的改善农民工境遇的措施，最基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护起码的公平正义，让农民工有起码的现代生活水准。目前还没有到奢谈农民工中产化的地步，但如果说农民工中产化是可以追求的一个方向，那么《若干意见》所开辟的历史阶段，无法凭借激进的自由市场化跨越，而必须更多地依托以公平正义为准则的政府调节，来打造社会多数的中产化。目前《若干意见》出台所标示的进程，即是推进社会多数中产化的进程的序曲。
在现代国家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进程中，这种以政府的公平正义来谋求最大多数公民精神物质生活进步的历史阶段，一般称作“进步时代”。现代发达国家如英国在1800年前后，美国在1900年前后也经历过这样的历史阶段，而且，它们最后之所以能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体制，正是因为它们经历了这样一个“进步时代”。拿美国来说，南北战争结束后，在1870年到1930年左右进入现代转型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是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出现巨大的社会分化，也出现了各种对于美国新富人阶层的强烈抨击。这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一直到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所谓“新政自由主义”才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格局。根据甘阳、资中筠、王绍光等学者对美国进步时代的研究，当时美国最终达成一定的社会共识，基础就在于维护社会公正和平等，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商业竞争。
中国目前也正进入这样一个为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国家奠定基础的进步时代，新农村建设以及《若干意见》等种种措施正是中国在进步时代稳步前行的最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