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研究性的人特地道

　　李银河小档案

　　李银河，先后调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1982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做博士后。随后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副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译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同性恋亚文化》等。

　　今日做客本报“人吧”的是中国著名性学家李银河，她的先生是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3月28日，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楼接受“人吧”连线采访，谈及沈阳市皇姑区部分中小学校将把性教育列入教学范畴，将在课堂上展示男女性器官模型一事。她的评价是“称得上走在全国前列”，甚至可以叫做“超前”。

　　这个争议颇多的女性说，对沈阳启动生命教育问题发表看法感觉很放松。54岁的李银河现在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今年2月以来，她同时受到一些称赞和一些责难。她有了新的人生体会，因为猝不及防而流泪，但是又发觉人生的快乐在于此，当然不是对骂，而是继续坚持，用她的话来讲就是“战斗”。

　　关于性教育

　　这种事情，在中国永远也不晚

　　李银河的开场白是“有什么事，你说”。

　　她外表娴静，但在接受采访时会突然冒出一两句粗话，这可能反映出她现今的内心冲突。今年“两会”期间，李银河委托朋友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这份特殊的提案引起强烈反应，有理解、有反对、有责骂。

　　辽沈晚报：我记得10年前自己上学的时候，当时社会都在谈论普遍开展性教育。现在我们还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些缓慢了。

　　李银河：这种事情，在中国永远也不晚。

　　你当时学的和现在孩子学的不一样。你能了解到的是原理，而他们可以掌握更直观和生活化的东西。

　　在过去的任何时代，中国的道德家们都会与放纵的情欲展开斗争。中国人和中国民族文化都倾向于温和，他们拒绝急剧的变动。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所以说，这是一个进步。

　　辽沈晚报：您个人理想之中的进步今年没有实现。我来之前，听说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展开批评，用词很激烈。

　　李银河：就在前几天有一位老年女性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气急败坏地反对我，差一点就要歇斯底里。我很惊异。

　　经过很长时间，我得出的结论是，反对者分为两类，一种“没水平”，一种为受过“伤害”。我的态度是，能躲就躲，眼不见心为净。

　　会哭的战士

　　我从小不会吵架，我都不知该怎么看这些

　　辽沈晚报：这些话会伤害到您吗？

　　李银河：我以前根本无法想像，甚至无法去面对。以前做研究，接触到的是特定对象。现在看到这么多人，我从小不会吵架，我都不知该怎么看这些（指激烈反对者）。

　　辽沈晚报：会影响您的工作吗？

　　李银河：人生最大的一种快乐是什么呢，就是与他人展开论战。那种感觉是一种享受。为什么要放弃呢。这就是战斗。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享受过在网上写字的痛快淋漓口无遮拦的快感。我现在要体验一把啦。最近，有人为我转述了一句网络名言“珍爱生命，远离××（省略粗话）”。说得太好了，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正是我此时的心情。遇到太多讨厌的人和事，使我不禁对这句话产生强烈共鸣。

　　辽沈晚报：这种坚持靠什么做支撑？

　　李银河：“今天你站在多数一方，但明天就可能处于少数”。这是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说过的。

　　辽沈晚报：提起您研究的课题，我们聊聊《断背山》吧，我看过了，您看过吗？

　　李银河：看了。和你一样，是盗版。拍得很美。我还是感到很遗憾，因为是盗版。

　　辽沈晚报：那么您究竟如何评价现在您做的事情呢，是强者的呐喊，还是弱者的呻吟呢？

　　李银河：是战斗。

　　为啥研究性

　　我觉得搞性的人都特别地道

　　辽沈晚报：很多人都这样评价您的职业，我还是想问一问：您是一个性学家吗？

　　李银河：我是一个社会学家，研究婚姻、家庭、性理论和性。

　　辽沈晚报：那么为什么会研究性呢？

　　李银河：一句话可以概括回答：我觉得搞性的人都特别地道。

　　以前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研究性？一开始我并不在意，人们问得多了，我自己有时也要扪心自问：我究竟为什么要研究性呢？

　　“罪魁祸首”是我生长的环境和社会气氛吧。我是（二十世纪）50年代出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所不在。

　　直到现在，人身体的这部分器官还是被赋予远远不同于脑、心、手、足这些器官的意义、价值和重要性。对于与性有关的一切，要特别地加以防范，似乎它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万恶淫为首）。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打个比方，搞性的研究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感觉；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感觉；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感觉。

　　中国人很少会想到，在性的领域，许多事与人的基本权利有关，比如女性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等等，很多。

　　1988年，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烈地迸发出来，我一口气搞了十项研究。

　　辽沈晚报：您对这个领域的预期呢？

　　李银河：在斗争中。与性有关的权利正在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我基本快乐

　　当上研究员，这是我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

　　一个社会学家，尤其是一个性学家的生活，是引人关注的。李银河自我评价为“我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辽沈晚报：您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李银河：我的生活基本是快乐的吧。

　　在1995年末，我被评为研究员。那年我43岁。这是我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

　　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是：我从此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做那些能够引起我兴趣的研究。我愿意把生命用在这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我希望自己如此度过一生：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谈到王小波

　　如果重新选择，我更愿意从事文学

　　辽沈晚报：接下来是一个私人问题。王小波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巅峰，而您又在本领域取得相当成果……我的意思您是否明白？

　　李银河：所以说，我是幸运的。这一生中，有很多男女失之交臂，我很幸运，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辽沈晚报：如果重新选择，你会以什么为生？

　　李银河：可能更愿意从事文学吧。我喜欢文学，喜欢创作的快乐。但是我的文字能力不高。

　　辽沈晚报：平心而论，您的文字能力已经很高。

　　李银河：还是不高。

　　记者 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