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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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缺少公众参与机制的改革可能发生扭曲，一个权力垄断的要素市场和一个完全开放的商品市场结合，会形成“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家统吃”的社会生态。为了打破利益失衡的社会结构，寻求改革的新动力，需要在新阶段的分享式的改革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建立这一机制对于今后的改革减少失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成为我们社会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现在算起来这个讨论已经进行两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舆论普遍地认为，这个讨论大体上告一个段落。最近《香港经济导报》关于改革有一个不错的概括，他们把最近人大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的讲话概括成这样的四句话：第一句是“坚持改革不动摇”；第二句是“这种改革应当是一种分享式的改革”，就是老百姓应该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分享改革的成果；第三句“加强改革的综合协调”，当下很多改革更多的是一个部门化的改革，这也是改革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重要原因；第四句“要坚持对外开放的自主权”。我认为可以把这四句话理解成新的改革的理念。
这四个基本的理念背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怎么形成一种推进这种改革的公众参与机制。过去改革当中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实际上是和这个机制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公众参与的问题从操作层面来说是一个难题，比如讲分享式的改革，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政策，包括这次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调整利益关系，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实现。但是公众的参与可能仅靠政策还不行，需要及时建立具体的制度安排，真正把它落到实处是并不容易。但是公众参与机制是能够保证今后的改革过程少犯错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
有人认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源于偶然的也难于完全避免的决策失误。如果是偶然的失误，为什么每一次改革中的受益者和受损者总是相对重叠的，永远是对这些人有利而对那些人不利。这说明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一种系统的扭曲机制在形成。那么这个说扭曲发生在什么环节上？大体上就改革来说可以把分成两个环节：一个是决策的环节，一个是执行的环节，这两个环节在社会当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这种制度化比较低的社会往往执行重于决策。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扭曲的机制主要是发生在执行的环节上，当时说不争论了决策了，下边有力量的人不管决策的过程，反正在执行的环节上就有办法。后来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开始影响决策的过程，因为光是执行环节还不行。于是，现在有人担心会出现“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家统吃”的社会生态，一个权力垄断的要素市场和一个完全开放的商品市场，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就足以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循环。虽然改革的设计者希望这只是走向规范法制的市场经济的一个过渡阶段，但是它却开始固化下来形成一种定型的制度和结构，这种局面下改革很难真正触动他们的利益结构，这就不是一个继续深化原来预想的改革措施所能解决的了。
如何打破利益失衡的社会结构，如何寻求改革的新动力？我们看到，在这场讨论中表面看好像观点对立严重，实际上新达成的共识远比表现出的分歧大，这就是：新阶段的分享式的改革必须引入公众参与机制。过去的改革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实际上是和这个机制的缺失有密切的关系，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对于今后的改革减少失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公众参与实际上是社会当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参与，是他们的利益要求如何在改革过程中进行表达的问题。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分化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体已经在形成，这时候需要一种新思维：不同利益之间可能相互矛盾，但是只要这样的利益本身不违法就都是正当的。我们刚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还缺少一个进入利益博弈时代表达自己利益时比较吸引人的话语，也缺少一个特定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凝聚共识，个人表达出的利益诉求一定是散射性的，是很原始的东西，理论上它应当有一个凝聚的过程，使得这种比较自然的散射的利益要求能够逐步去接近决策的层面。真正的利益表达不仅是一个游说的过程，同时有一个施加压力的过程，这才是完整的利益表达。在中国不是完全没有利益表达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目前非常不完善，因为利益表达的扭曲和迟缓而付出的代价非常大，现在需要建立一个代价小反应快的制度化安排，把公众的利益表达和公共参与把变成一套制度化的保障。
现在具备不具备逐步的建立利益表达的机制的时机和条件？我觉得我们至少应当更看到公众参与有利的一面。有人认为现在人们情绪这么强烈，社会利益矛盾这么突出，如果一建立这个表达的机制，就造成冲突。我觉得一定要准确判断现在中国的现实，我个人总体的判断一直是三句话“现在中国社会是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政府和全社会只要准确判断出现在中国的这个现实，就应当有信心去建立这样的利益表达和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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