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上）

　　——物质生活篇

　　编者按：一项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1.2亿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青年人超过85％，他们创造的劳务收入总量达到约5000亿元。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一场新的变革已经到来———当七八家用人单位一

起争夺一个劳动力，当企业老板亲自许下涨工资等承诺，当农民工挑职位要“货比三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这一点。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推动这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和父辈们相比，职业期望的提高、维权意识的觉醒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城市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对他们而言，打工不再是单纯为了讨生活，更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

　　新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切实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加速实现梦想的契机。

　　本报记者贺少成 本报实习生陈玉杰 孙霞

　　“既然来了，就得有城里人的样”

　　生于上世纪80年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新生代”农民工早就把布鞋换成了皮鞋，把编织袋换成了旅行箱，走在都市的大街小巷，他们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市东城区职介所的大厅里，秦亮正在用手机记录着招聘单位的联系电话。这个24岁的小伙子来自河北邯郸。笔挺的灰色西装、整洁的白色衬衫、油光锃亮的黑皮鞋，很难让人把他与火车站那些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联系起来。

　　“既然来了，就得有城里人的样，总得穿得精神点吧！”秦亮说。18岁来北京打工，6年的城市生活早已使他褪去了乡土气息。

　　秦亮说他一个月的花销大概在六七百元左右。“我现在和朋友合租了一间房子，租金每月300元，两人分摊。自己住就是舒服，也比较自由。我不抽烟，吃饭300来元钱就差不多了，跑业务的主要开销还是交通和电话，一个月大概得200元。”

　　20岁的吴丽在北京替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推销产品。从河北石家庄乡下来的她，白色羽绒服、黑色牛仔裤、卡其色棉靴，再加上精致的妆容，俨然一副城市白领的打扮。

　　“这衣服不算贵，总共就一百来元钱，我一个月才挣1200元，哪敢追求名牌，不过一定要跟得上潮流！女孩子嘛，总得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才行。”

　　“我吃饭一个月200元钱就差不多了，房租得花300元，电话费100多元，买点衣服、化妆品什么的，就剩不下多少了。”吴丽说。

　　3月20日中午12点，笔者在北京西站地下大厅碰到了准备回河南濮阳老家的王晓。他坐在行李上摆弄手机，一脸的闲散。“一周前来北京找工作，可别人介绍的单位不管吃住，工资待遇还低，就没干。出来也没带多少钱，在北京市区玩了几天，就花光了，只好先回去再说。”

　　“以前在北京做过两三天保安，可工资每月才600元，而且集体宿舍就是一张床板，特别让人心里不舒服，就回家了。后来去邯郸钢铁厂做过工，到苏州修过高速公路，可每次不是待遇不好，就是生活条件差，没法干。”21岁的王晓告诉笔者。

　　在笔者采访的十几位20岁上下的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每个月吃饭、住宿、买衣服的开销都在500元以上。和那些省吃俭用，一个月花不了100元钱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乐于给自己花钱。同时，他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也明显要比父辈们高出许多。

　　“太浮躁，比他们父辈差远了”

　　“如果不管吃住，700元以下很少有人愿意干。”日前在北京市东城区职介所举行的招聘会上，一位招工的老板告诉笔者，“‘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自己年轻，有的是机会，不怕找不到工作，所以对企业提的要求很多，也不珍惜岗位。”

　　笔者在现场注意到一家招聘单位的海报上写着：招聘投递员5名，30岁以上。招聘人员对此解释说：“这个岗位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农村出来打工的也行。但现在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跟城市里的年轻人差不多，眼高手低，心浮气躁，而且他们动不动就不干了，对企业来说，这是很大的损失。”

　　另一家招聘热水器安装工的公司同样给出了一个年龄限制：30岁以上。招聘人员也说出了对招聘年轻农民工的担心：“年轻人太不踏实了，不想着自己怎么给企业创造价值，光看企业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且他们流动性太强，有时公司出钱出力培训，前脚培训完后脚就走，我们不好管理。还是招北京的下岗职工比较好，知道珍惜岗位，能吃苦。”

　　一位招聘老板慨叹说：“现在20岁左右进城的农民工，太浮躁，比他们父辈差远了！”

　　“不是新一代的农民工要求太多，而是企业以前给得太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副研究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但因为“时代不同，要求自然就不同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落实使农村人口也大大减少，农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较之以前也普遍提高，因此农民工的个人要求也会增加，表现在物质方面，就是要求有更好的工作待遇，享受比他们父辈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也非常合理。”

　　张丽宾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新一代的农民工要求太多，而是企业以前给得太少。“市场经济是要求等价交换的，付出多少就要得到多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向用人单位提出种种要求，这其实是一种‘倒逼机制’。对于其中合理的部分，企业应该转变观念，尽量满足；对那些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则应对其进行积极引导。”

　　对用人单位反映的培训风险问题，张丽宾分析说：“企业还是有责任培训劳动力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长远看也是一种双赢。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规范，所以供求双方都面临道德风险，这就需要政府承担一些责任。国家应该建立一种比较完善的机制，推行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操作办法。虽然农民工流动性强，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整个社会的财富。除此之外，用人单位可以与农民工签订培训合同，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双方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