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注》专访李昌钰:台湾3·19枪击案背后(2)

　　新闻背景：李昌钰博士3·19案鉴定报告要点

　　2004年3月19号，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一天，候选人陈水扁和吕秀莲在台南市清华街遭到神秘枪击，这个枪击事件直接影响了次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最终选举结果。同时，因为案情存在多个疑点，有政治阴谋倾向，而导致泛蓝和泛绿两个阵营的激烈政治对抗。泛蓝阵营通过岛内多种渠道要求3.19枪击案早日水落石出，台湾行政部门成立专案组，还请来

美国华裔刑事鉴识权威李昌钰等专家进行现场勘查。专家组认为，陈、吕二人的伤口确实是枪伤，凶手一人开两枪，子弹为改造子弹，并且公布了枪击嫌疑犯的特征。

　　2004年12月14号，台湾警方发现疑似秃头嫌疑犯陈义雄的浮尸。2005年3月7号台湾刑事部门宣布破案，嫌疑犯为死亡男子陈义雄。

　　2005年8月17号，台湾专案小组宣布，3.19案枪击案结案，认定在枪案后数日自杀身亡的陈义雄为唯一凶手。

　　李昌钰鉴定报告要点：

　　由于枪支的火药威力不够强大，所以这绝对不是一起政治阴谋案件。

　　铜弹头底部有磨痕，可能是由工厂机具所打造；两枪很有可能是两把枪支所射击，从枪管上的工具痕迹判断，应该是由同一支枪管锯开改造成两把枪支。

　　在两颗弹头上都有枪管的痕迹，所以只要能找到凶枪或是制造弹头的工厂和工具应该就可以破案，整个破案重点应摆在寻找枪支上。

　　关于座车的玻璃弹痕有作假的质疑并不成立，这是因为照相机拍摄的位置不同所造成的。

　　陈水扁衣服上的微物证据显示，大部分的污渍都是止血用的"小护士"药膏而不是血迹。

　　关于李昌钰报告的质疑声音一：伤口高度

　　主持人：

　　前不久台湾有民间人士质疑您的报告没有给出陈水扁和吕秀莲伤口高度。他认为伤口的高度不确定就没法推测弹道，也很难判断凶手开枪的地点，对这样的质疑您怎么看？您有没有亲眼看到他们俩的伤口？

　　李昌钰：

　　我有看过，当时到了台湾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陈水扁的伤口。

　　主持人：

　　您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先去看伤口？您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李昌钰：

　　最重要的。他的伤口在哪里，同时他裤子穿到什么程度，他伤口距离裤带有多远，然后高度是多少，然后我们看他的伤口虽然缝起来，长度是多少，然后看一下伤口是不是那边质疑说美工刀划的，镭射刀划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根据医院提供给我的照片，所以你看到的伤口------我处理过很多枪伤，假如子弹直接打进去，就是90度进去，是一个圆孔，假如子弹斜着进去，他就是椭圆形的。假如子弹平着擦过去，就是擦伤，但是子弹的威力不够，打到身上的时候就是打伤，并没有打进去，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情形。陈水扁这个是擦伤并不是子弹打进去的.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不是枪伤。至于高度的问题很简单，因为当天他穿什么鞋子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去的那一天他的高度并不影响到太大，除非陈水扁像姚明那么高，或者是小侏儒，小侏儒的时候枪伤就不会插到肚子上了，就插到头上了。假如姚明那么高，枪就插到脚，不会插到肚子，真正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只是豆腐里面找到渣谈一谈，其实高度已经量过了。很多人都量过了，原来在警察队也量过了，我们后来量的高度并不代表当天他的高度。

　　关于李昌钰报告的质疑声音二：子弹从车外还是车内打入

　　主持人：

　　除了这个疑点之外，我注意还有质疑说子弹是在车里面打的，而不是您报告中说的从车外打进去的？

　　李昌钰：

　　这个子弹我们计算了是车外面打进去的，假如在车里面就是近距离的射击，近距离的射击身上就有火药燃余物，因为一个弹壳里面有很多火药，火药打到局部点的时候，火药立即燃烧，因为里面的压力就出去了。但是很多火药并没有完全燃烧，所以这个火药也跟着出去，假如近距离在伤口上，在衣服上我们就能够找到燃余物。所以并不是一个近距离射击。

　　主持人：

　　关于子弹在车窗玻璃上留下的弹孔，也有人质疑说好像从那个弹孔是伪造的，因为看起来弹孔应该是圆的。

　　李昌钰：

　　这些就是他们没有看过子弹孔，我们大概一天都要检查很多个子弹孔，子弹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主要是照相机的角度的问题。

　　主持人：

　　这个关于当时弹孔的真实照片对吗？

　　李昌钰：

　　同一个弹孔。

　　主持人：

　　您亲自照的？

　　李昌钰：

　　我亲自照的，四个不同的角度，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

　　主持人：

　　看起来是四个弹孔，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弹孔。

　　李昌钰：

　　对。一个照相机的镜头，90度、25度，40度照出来都不同。我们怎么比对，就是周围的纹路，然后纹路的长度、宽度比对，这样就知道是不是原来的。

　　关于李昌钰报告的质疑声音三：陈水扁口袋里的硬物

　　主持人：

　　除此之外，还有人质疑您说的排除陈水扁自导自演的可能，有迹象显示，为什么呢？当时案发的时候发现陈水扁在车里，他的口袋里面有疑似手枪的硬物。

　　李昌钰：

　　我当时不在现场，假如我当时在现场这个案子早就破了。假如现场指挥官立即封锁现场就没有后遗症了。

　　主持人：

　　现场是最重要的？

　　李昌钰：

　　最重要的。但是现场有什么证物我没有看清楚。

　　主持人：

　　您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李昌钰：

　　已经没有了。我也没有看到陈水扁有没有硬物，穿衣服照片是平面的，身体是立体的，至于有没有硬物我不能答复他。这个是从哪里来，有没有直接的证据，假如有硬物没有硬物我怎么答复，科学不是完全黑，也不是白，在我没有答案之前我不可能给答案。有人说有硬物，有人说没有硬物，哪个有真实的证据说有硬物，还是没有硬物。

　　关于李昌钰报告的质疑声音四：铜弹还是铅弹

　　主持人：

　　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有的人置疑说，因为两颗子弹，一颗是铅弹，一颗是铜弹，发现铜弹上面有绿色的锈斑，如此证明说这个子弹可能不是3·19那天的子弹，可能是一个老子弹。

　　李昌钰：

　　那个可能也是完全错误的，我检查了，一个铅弹，一个铜弹。因为照相有的时候反光，所以很多人只是看照片，没有看到真正的物证，假如看到真正的物证并没有锈斑，假如要伪造，为什么不做两个子弹一模一样？假如说硬物，为什么要自己把钱放在口袋，不叫侍卫人员把钱放在口袋，所以很多的问题当然是可以质疑，但是鉴识报告是我们对事实负责，所以鉴识报告只谈物证，好像很多人质疑说这个弹壳没有损伤，在我照的照片可以显示说弹壳有一点的损伤，并不是新的，在地上有滚翻。

　　主持人：

　　可以说疑点非常多。我们现在来谈一下结论的问题，因为关于结论我注意到，这个案子结案当局，台湾当局结案是在去年8月份结案的，您提交这个报告是在前年8月份提交的鉴定报告，结案是一年以后结案的。但是结案以后有很多的评论，包括美国一些媒体，美国《纽约时报》就评价说，整个事故听完以后像一个廉价小说的故事情节，讲一个中年男人他因为生活所迫，对谁谁不满，然后去实施这样一个暗杀，或者什么。您觉得这样一个结论和您提交的报告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李昌钰：

　　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只是看物证，有多少物证讲多少话。当时我们的建议以弹追枪，以枪追人，子弹是很明显的，两颗子弹，都是805的，都是土制的，我们看他的攻击，看他制造的方法，后来果然找到造枪人，同时找到做枪的工厂，实际的蓝图跟我们检查的时候所判断的一模一样，所以在鉴识方面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工作。后面去侦查抓人跟我们鉴识工作毫无关系，我也不去要答案，我住在美国。所以《纽约时报》也不了解，他也没有看过子弹。

　　主持人：

　　我注意到以前媒体在采访您的时候，您曾经说过，说您很中立，可以说很幸运，离政治不是很近，但是这次的台湾3·19枪击案明显跟政治非常近，当时邀请您去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拒绝了，派了三名其他朋友去了，但是最后还是您亲自出马了，为什么最后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接手了这个案子？

　　李昌钰：

　　因为三个专家回来向我报告，因为美国用的子弹都是制式的子弹，他们对土制没有什么经验，因为做鉴识工作经验非常重要，他们对现场重建，他们是在停车场里面重建的，我当时就发觉他们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在停车场重建的时候跟在真的路上，因为路有高低不同，所以不能用停车场去，所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决定要到现场去。

　　主持人：

　　就是走的那天？

　　李昌钰：

　　对。同时物证，我们要看工具痕，所以很多美国鉴识专家，这个案子他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工具很重要。因为子弹上没有F线，假如有F线，我们就一定能查到枪支，在没有F线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但是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有工具痕，枪管上留了工具痕，这两颗子弹的细微的工具痕是一样的，当时我们的结论并不像报告有一点断章取义了，说是一定是两把枪，并不一定，一种情形可能是一把枪，另外一种假如是两把枪，枪管是一起做的。

　　主持人：

　　可以说您办多很多大案，这次3.19大案离政治这么近。在办案过程中我您也说感觉压力空前，都有什么压力？

　　李昌钰：

　　压力，因为我在美国很多案件现在有800多件案件，有要教书，又要负责很多行政工作。再加上这个案件，我一共只有三天时间，所以在体力上、心理上压力很大。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我们给一个答案，不管在大陆、台湾、美国的中国人，大家都期望我能找到一个答案，但是鉴识科学有它的界限，我只能说这是什么子弹，是哪一种工具做的，什么枪，怎么样设计的，但是并不代表哪个人开的枪，但是大家都希望我能说是谁开的枪，同时希望我能告诉他动机是什么。

　　主持人：

　　希望您得出一个结论来？

　　李昌钰：

　　我的结论已经得出来了，但是他们不了解鉴识科学的结论就是物证。

　　主持人：

　　并不是案件的结论。

　　李昌钰：

　　并不是动机，跟我的鉴识科学没有关系。

　　主持人：

　　说到鉴识科学，我知道您在办案过程中非常强调只做事实判断，不做是非判断，您坚持这样的原则，但是在面对这样压力的时候，势必会跟您坚持的原则有些矛盾，您怎么样又要坚持原则，又能顺利地去查案呢？

　　李昌钰：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教学生，我跟所有的侦查人员、鉴识人员讲课的时候都要告诉他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让证据讲话，不能自己有主见，假如一个人自己先有主见，已经有了成见，认为动机是什么，认为是谁打的，那你怎么去做鉴识呢？很明显，鉴识人员只能看物证，外边的压力不管绿营、蓝营你都要排除外界压力，多少人打电话给我我都不听电话，多少人E-MAIL给我，我也不看E-MAIL。

　　主持人：

　　有多少电话打给你？

　　李昌钰：

　　上百万个信息。但是我们看物证的时候，连我太太跟我讲话我都不要听。

　　主持人：

　　怎么样做到精力非常集中，排除外界的干扰？

　　李昌钰：

　　就要有中国的传统，我们做到绝对公正，不管别人怎么批评，历史会证明一切，事实胜于雄辩。所以你只要根据这个原则就不管成败得失，人家讲好也好，讲坏也好，物证就是物证，物证几百年以后还可以拿出来，就像我参与总统案，是公元1963年11月22号发生的，现在我们拿出来，1988年国会邀请我做专家顾问去重新调查。所以物证是放在那里，今天我检验，明天别人也可以检验，十年之后其他的专家也可以检验，所以这个鉴定的报告一定要向事实负责，不能偏袒。

　　主持人：

　　用证据说话。

　　李昌钰：

　　我的座右铭就是用证据说话，至于我个人一生我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为什么呢？每一个案件常常都很困难，所以一定要坚守原则，在国外40多年了，没有一个质疑我的公正性，世界很多的大案子，从世界各地送过来，假如我不公正的话他们为什么找我。

　　主持人：

　　就是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李昌钰：

　　对。

　　主持人：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关于3·19枪击案从您扮演这个角色，或者您所承担的任务来讲您是问心无愧的？

　　李昌钰：

　　绝对问心无愧的，我也可以在这里讲，鉴识人员、刑侦人员很用心，非常公正，但是受到很多指责，因为做鉴识工作，做刑侦工作不可能讨好每一方的，就好像我们破一个普通案件，抓一个犯人，当然大众会讲非常好，破了这个案，但是嫌犯的家属会喜欢你吗？绝对不会讲你好坏。

　　李昌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主持人：

　　我们知道您最著名的第一起案件关于办的是"锯木机案"，那起案件可以说是您从最细微的地方发现线索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但是那个案子连尸首都没有，最后您通过最细微的证据来证明了嫌犯是谁。您给我们结合这个案子讲讲科学鉴识观的实例。

　　李昌钰：

　　那个案子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是欧洲很贵族的家庭死者，他是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跟一位先生，是一个飞行员结婚了，但是飞行员的前身在做飞行员之前他是跟中央情报局做事的，所以案发了以后太太不见了，家属报警，警方去调查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我太太跟别人跑走了，所以警方说能不能测谎，他说当然可以，测了三次他都通过了。因为他是中央情报局探员出身，他是专门说谎的，不必测了，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人也不见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前几天租了一个大型的锯木机，很大的，全州只有三架，所以我们都找到了，去拆开来看看有没有任何的线索。拆机器比较容易，我们大概花了两个小时给机器拆开了，四个小时装不回去，最后装好了还多了两个螺丝钉，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还写了封信给那两家公司，我说这两个螺丝钉可以不要了，你可以省点经费，但是在锯木机里面找不到任何线索。租锯木机的老板也说，从来没有看到人家租这个锯木机回来的时候这么干净，太干净了。

　　主持人：

　　这引起了你的怀疑。

　　李昌钰：

　　我们经过调查，那天有一个人拖了一个锯木机向沿河路开去，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地域性的分析，沿河路的重点是一个湖，我们想湖边可能，因为美国冬天很冷，跟北京差不多，但是雪很大，大概有5尺的积雪，我们就开始溶雪，因为我们早知道锯木机是多大，他只有某一些位置可以停，同时我们知道锯木机搅碎碎片可以到15次。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找到了52片小的人骨头，找到半个指甲，指甲上面有指甲油，找了一些皮肤肌肉，但是我们找到2663根的头发，因为头发很轻，吹不到湖里，其它的人体统统到了湖里面，从很小的微物证据，我们开始现场重建，派了人到水里打捞，什么都没有捞到，他们说只有一个机器是切木头的机器，机器捞上来，当时我说带回实验室看看，很多作家、编导来说，我一定有第六感，为什么锯木机要带回去，当时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实验室没有一个锯木机，我带回去，这个锯木机很好，留着用。等到我们打开以后，发现里面有纤维、毛发、皮肤、血迹，同时号码被摩擦掉了，所以就不能追踪，但是我们有科学的方法给号码显出来了，号码是15921616，我们就追查到是他买的，所以这个案件最后破了。

　　主持人：

　　可以说通过刚才您讲这个案子再一次验证了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一个座右铭，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而且您也讲到了您一生只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不是就是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李昌钰：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我们一个华裔到了美国，当时我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50块钱，英文都讲不好，很多人都说不可能生存。

　　主持人：

　　而且还是夫妻两个人。

　　李昌钰：

　　还是夫妻两个人，很多人说做警察的怎么可以去念生化，不可能变成可能；很多人说你不可能变成教授，在短短的三年我变成正教授；很多人说中国人从来没有做过鉴识中心的主任，我就不可能变为可能；后来做警察厅长，有史以来都是美国白人男人，我是第一个中国人，打破历史了，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我一生的案件假如不能破，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也许破不了，但是我假如尽了我的力量，我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

　　主持人：

　　我记得您到美国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说我要做一只小虾米，但是我要在大池塘。我不要做大鱼在小池塘。为什么？

　　李昌钰：

　　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做警官，离开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这个前途无量，这么年轻，22岁就巡官了，将来是做局长的人才。后来我到了马来西亚，变成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6个月变成总编辑，当时我离开很多人说，你在这里三个月，做总编辑是一个大鱼，多舒服啊，但是我觉得人一生很重要就是有机会学习。我答应我妈妈到美国完成我的博士学位。

　　主持人：

　　承诺很重要。

　　李昌钰：

　　所以变成一个小虾米。但是小虾米有机会长大，在小的池塘边上大鱼你马上被人家抓掉了，煮了吃掉了。

　　主持人：

　　实际上很多的报道，关于您也谈到了一点就是神话的地方比较多，您像是一个神探，手里面有一个水晶球，一看这个水晶球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是通过跟您聊天我们也知道，您是自己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您最后能不能简短地给我们概括一下，您觉得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昌钰：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幸运我是一个中国人。